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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外祖父赵凤昌既忙国事又忙家事
时间:2011-9-28 13:45:10

杨小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外祖父赵凤昌即主张不保清廷保将来中国。10月15日消息传到上海,他邀请江浙立宪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等到南洋路10号(1943年改为南阳路154号)惜阴堂会议,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①第二天,雷奋等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宣布宪法,开国会”的奏折。②但外祖父比张謇更为激进,他在5月份清廷成立皇族内阁时,已“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③

  11月9日黎元洪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两天后,在张謇、赵凤昌的推动下,江浙沪三都督联合通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到沪共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天,又电请各省公认上海推定的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于是江浙与湖北发生了南北和议地点的争执,但赵凤昌通过张謇向在汉口的庄蕴宽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中方案,使沪鄂双方达到妥协。

  12月4日赵凤昌列席了留在上海各省代表的会议,会议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

  12月7日,清廷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第二天,唐绍仪即致电赵凤昌云:“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对此上海集团自然不愿和谈的主动权落入武昌。12月10日、张分别电唐:“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速来沪上”,“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以公来沪为宜。”同日,伍廷芳也电黎元洪:“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恳即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共同谈判。”此外,他们还由伍廷芳出面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斯(Fraser)云:“……因上海许多朋友都请我不要离开此地,且上海有很多任务需要我的注意,……贵总领事倘愿以电报敦促贵国公使,由其商请袁世凯,要袁对唐绍仪发出指示,令其前来上海与我等商谈,将不胜感激。”④于是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的请求,袁世凯命令唐一行到上海开议。上海方面于是掌握了和谈的主动权。

  正当外祖父忙于为南北和议作中介之时,不料他在汉口路中西女塾住读的次女赵志道(我的母亲)与同学刘菽漪、曾季肃、陈君平三人假满回校,不进学校宿舍,迳赴预先约定的张竹君女医师去武汉红十字会的长江外商轮船上。上海商团董事李平书从张竹君知道此事后,乃领外祖父至停泊码头之江轮上探望其女,初女儿怕父亲强迫她回家,躲在船舱中。旋知父亲送衣服,食物来,乃由李平书领见父亲,互道珍重后告别。张,医师的医疗队与黄兴同船出发。

  九月间,战争已停,救护队络续返沪。女儿回家,见其父亲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绒、汤蛰仙等。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微寓以宸立国意。皆父亲倡议。⑤

  中西女塾已将此四名学生开除,于是外祖父只得将我母亲送往美国留学。在美国与余父杨杏佛相识,相爱而登记结婚。父亲为同盟会会员,上海中国公学学生,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收发,4月1日中山先生解临时总统职。此时不愿到北京去做官而宁愿出国求学的青年经孙总统的批准,交稽勋局办理。父亲便是稽勋留美学生。他们于1918年学成乘船回到上海。

  外祖父赵凤昌被清廷革职后,就被张之洞派往上海办理通讯等杂务,仍为张之洞的重要帮手。他虽然无官一身轻,但仍关心国事,积极参与。他在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积极策划东南互保。宣统三年,赵凤昌与张謇等十人通过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⑥此后,外祖父又邀集更多的人到惜阴堂议事,策划南北谈判,组织临时政府之事。

  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抵沪第二天,即赴惜阴堂与赵风昌会面,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于是在后来的南北和议中,产生人事矛盾时,外祖父总能设法调和,解决矛盾使双方均能同意。如某次讨论袁世凯政府的国务总理时,袁要唐绍仪做总理,孙中山认为应由同盟会会员担任,双方意见分歧。于是赵凤昌提出让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不是解决矛盾了吗。此时即由蔡元培与汪兆铭作介绍人,唐便是同盟会员了。另一次谈到陆军总长时,袁坚持由段祺瑞当,南方要黄兴当。这时赵又出点子说:“让黄兴当参谋好了”。他的理由是内阁不能早日成立,恐列强会干涉。但是每次调和的结果,总是听袁世凯的。无怪乎民国政府成立后,袁大总统赐给外祖父二等嘉禾章一枚。在历史问题上,我很抱歉未能为亲者讳了。

  1937年8月12日晚8时,即“八一三”的前夕,当时上海很平静,因为中日争端由于国府同意日方条件已经解决。但外祖父叫叔雍舅打电话给我,命我立刻带点夏季衣服到公共租界内的惜阴堂来,不得延误。我说此时公共汽车已停了,明天清晨来好吗?叔雍舅说:你叫出租车来好了。我说华界市中心区的祥生公司,晚间无车。他说:你带一只小皮箱,等在家里,我从租界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果然,九时一辆出租车来接我了。原来《申报》馆有消息,日军士兵开车冲虹桥机场均被守军击毙。日军即将动武了。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华界市光路92号,母亲和弟弟均在青岛。所以外祖父非常关心我的安全,非要当夜进入租界以策安全。我的故居和相邻的二十几幢小洋房均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被美军B29型飞机全部炸毁,连一张纸也未取出。

  我在惜阴堂生活了一年,亲见外祖父身体健康,作息有序。每天清晨在花园里散步一圈,但不出大门。早餐后,便坐在惜阴堂朝东一间书房里,靠东窗的大书桌前,左侧墙上装一只30313的电话墙机。室内还有一只圆桌和躺椅及几只靠背椅子。朝西与朝东均有两扇玻璃窗,使书房内光线充足。窗台很宽,上置英国华夫饼干一二听,有时外祖父会取出几片饼干,与我分食。他每天报纸必读,或从书橱取出一书翻开欣赏,可能是我去年至北京国家图书馆检视的《赵凤昌芷札》中的一册。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想当年,轰轰烈烈,出生入死者,今已人往风微。而人类历史始终更新前进,永无止境。

  注:

  ①刘成禹:《世载堂杂记》

  ②张謇日记《张謇全集》

  ③赵叔雍:《惜阴堂辛亥纪事》

  ④《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⑤赵志道:《忆往事》刊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编印《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史资料专辑》24页

  ⑥本文多处参考马铭德:《辛亥革命与赵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