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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山海工学团
    
  

浦锦文 何荣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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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生前所办山海工学团旧址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易名知行,后又改为行知,安徽歙县人。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民国3年(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后来赴美留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和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民国6年(1917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他主编过教育刊物,担任中华教学改进社总干事,积极推行平民教学,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对教学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民国16年(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这是现代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国民政府因惧怕晓庄学校的革命影响,便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通缉陶行知,并封闭晓庄师范,迫使陶行知避难日本。
    民国20年(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猛烈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信学校”,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等刊物,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主张把科学从“象牙之塔”里解放出来,交给劳动大众,同时认为发展科学必须从儿童抓起。
    原来陶行知还打算回南京恢复晓庄师范,由于困难很大,便想在上海办学。1932年春,他和他的学生在沪太路孟家木桥车站,看到一座古老的红庙,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办学的地方。他们到红庙附近各村各户进行调查访问,农友们普遍欢迎他们前来办学。这样陶行知就决定在这里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学校于民国21年(193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陶行知当时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他办“山海”的决心:“弄东一弄东、乾坤属儿童,我们是真理的传播者,瞄准乡村向前冲”。
    山海工学团除实践晓庄师范的办学主张外,还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曾向农友们解释过学校为什么叫山海工学团。他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上海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东北地区,山海关危急,取名‘山海’有共赴国难的意思”,接着他又说:“什么叫工学团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就是学习,学以明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权利。我们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听了陶行知的讲话,农友们纷纷响应。不久,山海工学团附近十里方圆的村庄,就成立了青年、儿童工学团、养鸡、养鱼、棉花工学团……一下子办了十几个工学团,入学的有好几百人。民国22年(1933年)秋成立了棉花工学团,陶行知、张劲夫担任顾问,推广良种斯字棉,产量比本地鸡脚棉高2~3倍。新棉种迅速从孟家木桥、沈家楼推广到整个大场地区及顾村、罗店等地。
  工学团既是一个小学校,又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社会,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是动员人民组织起来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全村的男女老幼,教学内容从生活中取材,健康活泼,采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村里要做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先生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做中教,学生可以教先生;做中学,先生可以变学生。
  山海工学团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经常坐满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乘凉聊天。有时学唱歌,有时谈国家形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农友们和张劲夫、杨应彬等教师亲如家人,相互常串门谈家常,相帮洗衣服,烧饭菜。
  民国25年(1936年)春天,山海工学团开办艺友班,以提高“小先生”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山海”任教的有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薛暮桥、萨空了、张志让、张宗麟、王洞若、钱亦石等。他们通过自身实践上课,辅导了许多小先生。从此,小先生制不胫而走很快影响到上海、全国。
  陶行知与山海的教师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他还和大家一起研究,制订了农村的工作大纲:(一)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知的村庄;(二)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  (三)开发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四)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五)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六)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七)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好的村庄;(八)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的村庄;(九)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十)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
  陶行知制订的乡村规划、鼓舞人心。大家认为奋斗有了目标,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了新村建设。
  在此同时,陶行知在大场农村还提出了“少生、好生、贵生、净生、共生”的“五生论”,强调农村必须计划生育,少生孩子;还主张组织乡村诊疗室,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倡议专家下乡为农友治病;在农村办幼稚园、托儿所,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工学团所在地成为战区。部分师生便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里弄工学团,开展难民教育工作,创办报童学校。部分师生参加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日前线。有些同志参加“孩子剧团”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还有的为前线部队运送食品、日用品,扛担架、抢救伤兵,冒着枪林弹雨昼夜不停地工作。在国军从上海撤退前,山海工学团一部分师生在张劲夫领导下,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奔赴新的战场参加抗日;一部分人留在上海坚持工作。上海沦陷后,部分师生到难民收容所去工作,组织了“菜贩互助会”、“戒赌会”、“露餐会”、“兄弟会”等半公开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陶行知在抗战初期到了重庆,1939年创办了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上海,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追求真理不遗余力。民国35年(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病逝于上海寓所。他生前两次在上海工作,时间达7年之久。上海可以说是陶行知第二故乡。育才学校则在1947年迁到上海,不久,又迁到大场赵家花园。
  新中国诞生前,“山海”在沈家楼复校,恢复了肖场、大桥头、盛家角、童江巷等七个分校,继承发扬山海的传统,一方面对少年儿童进行手脑并用的教育,推行小先生制,普及生活教育;一方面办民校、办合作社,开展争取民主自由、学习科学技术,反对封建迷信和一贯道等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教育局将“山海”改为公立,并命名为“行知小学”。1951年,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将育才学校易名为行知学校(现行知中学)。
  1981年4月,上海陶行知研究会根据刘季平的倡议,经市教育局批准,在大场试办劳动、学习、科学三结合的新型山海工学团。第一届招收了农村初中、高中知识青年37名,并建立了实验工厂,于陶行知诞生90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几年来,山海工学团充分发挥了劳动、学习、科研三结合的优势,先后创建了实验一厂、二厂,生产防水胶和化学试剂,产品远销各省市。
  陶行知在大场办学五年,留下的是“爱满天下”。人们怀念他、纪念他。1986年在山海工学团旧址,兴建了陶行知纪念馆。这是一组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书斋和展览大厅布局优雅,回廊曲径与一泓池水相映生辉。陶行知当年书写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2个大字雕刻在围墙上,馆内陈列了三百多件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陶行知光辉的一生。 
(摘自《宝山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