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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一生热爱祖国两度成为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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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嘉定人,1912年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开始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先后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使节,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代表,也担任过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出席巴黎合会和旧金山等重要国际会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外交家。
爱国是他一生的亮点
  191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顾维钧受命出使巴黎和会。作为中国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他活跃于外交舞台,争取归还被德国掠夺占有的胶州湾租地以及胶州铁路等。然而,弱国无外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被西方列强出卖了。中国连应有权利都无法得到,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手日本。在顾维钧的极力鼓动下,中国代表团顺应民意,拒签和约,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止”的惯例。这一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举动,体现了顾维钧的凛然民族气节。
  顾维钧自1912年4月自美国回国,出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外交部秘书,走上外交岗位,一直到1956年,辞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职务,共44年。他的一生先后服务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他曾为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作出过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随国联调查团赴东北,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真相极尽努力。顾维钧政治上虽然几起几落,但贯穿于他外交生涯的一条主线就是爱国。离开政治舞台以后,他长期寓居美国,一直到1985年11月14日在纽约寓所逝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个中国人。爱国是他一生的亮点。他在97岁高龄时,还托人带回“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的条幅,表达了老人对故乡嘉定的深切怀念。
  顾维钧早期的外交思想较多地表现出政治中立、超然党争的态度,认为国家外交应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得应有之地位,维护国家的利益,因而认为“政争止于国内”、“外交应超出国内党派内争之上”,作为外长,“决不为一方所活动”。然而,外交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作为当事人的顾维钧是无法摆脱政治集团纷争的,也无法摆脱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取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两度成为战犯,就是最好的说明。
1928年被南京政府通缉
  1928年,北伐军攻占北京,南京政府遂于7月9日发布通缉令,一批北洋政府的军政要员被通缉,顾维钧名列其中。原因是顾维钧在北洋政府后期多次在内阁中出任要职,尤其在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打败吴佩孚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他还担任总理出面组阁。北伐是推翻军阀政权统一中国的革命行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顾维钧尽管尽心于外交活动,但此时他站错了队。顾维钧不但被通缉,而且南京政府还没收了他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这所住宅很有来头,是当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宠妾陈圆圆的故居,是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父亲赞助25万元银元购得。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曾以此为行辕,风光无限。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波,顾维钧离开中国赴欧洲旅行。他虽离开祖国,但依然关注着当时中国东北与苏联边境地区的关系。以他的观察和外交观点,托人转告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请他谨慎处理东北的对苏关系。而张学良亦十分尊重顾维钧,希望顾为他提供外交帮助。不久,顾维钧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回国,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外交高参。南京政府对顾维钧的外交才能也十分器重,外交部高官频频传递橄榄枝,希望顾维钧进入南京政府服务,发挥他的外交才能。顾维钧对此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还是一名被南京政府通缉之人。直到蒋介石派人告诉他,通缉他是一个误会,事情已经过去,政府要起用他为国家服务。而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南京政府急需顾维钧这样的外交人才参与对日外交事务的筹划。在蒋介石的电邀下,顾维钧于1931年10月赴南京,出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门负责对日外交的咨询。曾一度考虑脱离政界,甚至放弃自己钟情的外交工作的顾维钧,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之际,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中国外交的第一线。
1948年被中共列为战犯
  1946年,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挑起内战。顾维钧于同年6月赴任驻美大使,为蒋介石集团在美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194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战犯,顾维钧榜上有名,且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
  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在中国面临着命运抉择的重要关头,顾维钧又一次站错了队,成了蒋介石集团的一员,他被列为战犯也是情理之中。
  顾维钧虽一直主张党派间的政治纷争应止于国内,外交官应保持政治中立。然而,在面临政治道路抉择的时候,他无法超然物外,这是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人物的必然结果。顾维钧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始容后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种变化始于1946年,当年3月,他自联大代表任上回国述职,亲身感受了国共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蒋介石曾单独询问他对国共问题的看法,顾主张蒋介石应该在政府中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不要以军队优势解决问题。但事后他在广泛接触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杜聿明等国民党要人之后,觉得国共之间要达到政治妥协希望渺茫,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遂起变化。同年6月,顾即将赴任驻美大使时,蒋再次单独与顾维钧谈话、讨论国共问题时,顾表示,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顾维钧对共产党的态度,由中立而敌对,深层次原因有二个方面:
  首先,他自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传统观念使得他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青少年时代他又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留学美国,西方文明和美式政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他既接受多党政治格局,又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其次,是美国政府的态度。1946年,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但已形成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已经把天平的指针倾向蒋介石。这也导致顾维钧对国内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延伸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阵营间的矛盾,作为即将赴美就任驻美大使的他,无法回避国内政治问题,必须两取其一。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凡40余年,像他这样终生从事并活跃于外交舞台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少出现的。他的一生见证了整个民国外交历史,也为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赢得国家尊严作出了贡献。然而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总是两面的,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也需要历史和辩证的态度。
       题图为顾维钧托人带回嘉定故乡的“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条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