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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路1号的周抗
提交时间:2009年11月27日 13:47  

口述: 周南征 编写: 冯  远

  本期《往事》的主题是“康平路1号的周抗”,周抗之女周南征讲述从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哲学家,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禁区的经过。
  周抗,原名周鸣韶,1914年生于浙江诸暨。上个世纪30年代,他曾经在上海美专学过油画。抗战爆发了,周鸣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抗,还组织了演剧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当时,进步青年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他跋山涉水到了延安,由于组织分派,把原来想进鲁迅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周抗,分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哲学。解放后,周抗家住康平路1号。周抗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真理标准讨论兴起波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嘹亮号角。
  当真理标准展开大讨论时,周抗犹如压抑的火山终于爆发,他在上海巡回作了120多场报告。在哲学家周抗所作的真理标准问题报告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会上的反应太热烈了。当时有人就讲,周抗同志的报告是有政治思想水平的,理论水平,包括他的学术水平非常高,在场的人评价就这样。周抗讲完了以后,会场当中休息一下,有人就举手说,马恩列斯毛的理论能不能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抗马上回答,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个人就大叫,那么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话,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说他当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个时候不是讲,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时正好休息,是有人递条子问的话。休息结束,周抗就继续开会了,他很肯定地回答,也不能!就是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下,马上有人不满意了。那就是“凡是派”。凡是毛主席讲的,都不能推倒的。
  周抗是最早得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之一。几个月之前的1978年4月,北京的春天还有几分寒意,周抗和胡福明相识在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哲学工作会议上,此时的胡福明,正在为《光明日报》修改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也有人在背地里问,周抗跟胡福明是什么关系,好像很想研究研究他们有什么私交之类的。其实他们两个人年龄相差二十几岁呢,周抗自己就说,我们是忘年交。而且就是从那次开会他们才认识的。就因为他们在这个哲学观点和理论观点上的高度的统一,他们就结成了这个忘年交。
  胡福明也回忆到,“我和周抗是忘年交。他年龄恐怕比我大20岁以上吧?能够谈得来的主要原因是观点一致,对于现实问题,都是一致的。这个现实问题一致是最重要的。”
  就在周抗的宣讲引起争议之后,一个人走进了位于上海康平路1号的周抗家。他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
  胡福明回忆到,他去过康平路1号,“我们后来在里面讨论过,最关心的是上海。因为上海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全国第一大都市。这个举足轻重,但是上海的思想解放运动好像态度比较晚一点,展开得慢一点。我也感觉到周抗同志他们还蛮辛苦的,在上海。”
  时间倒回到1978年4月的北京。周抗和胡福明相识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春天里。当时,胡福明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他正利用开会间隙,为《光明日报》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胡福明回忆说:“那是在北京朝阳区,区委党校,一个平房里面,在召开哲学讨论会。周抗,上海的,一个哲学家,最老的一个同志。黎克明,华南师大的一个马列室主任,组长。还有一个张明,曲阜师范学院的,四个人一个宿舍,都不认识。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很谈得来。“
  周抗是完全赞成胡福明的意见的。而且他也讲,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以这个来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吗?他很多的观点,都是跟胡福明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个会上,又住在一个房间里,成了好朋友。而且他们房间里那几位学者,都是支持这个的。
  在北京的这次哲学讨论会上,周抗和胡福明朝夕相处,见证了胡福明修改文章的重要时刻。
  胡福明回忆中的那些个夜晚,“在那个过程里晚上我不是写那个文章吗,他们也都知道我在写那个文章,而且,我把清样都给他们看,他们也支持我,这个过程里面好几个晚上他们都陪着我。因为改稿子也在这个房间里改,你不能挪个地方去改。我知道每个人的观点,他们三个人都是赞成我的观点的。他们说,因为你的观点是站得住的是正确的。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嘛。当然也不知道后来我哪能那么厉害,还没有承担那么大的风波,影响那么强烈,当然没想到这点,但是知道很有风险,斗争很激烈。”
   周抗开完哲学会议,马不停蹄赶回上海,准备传达会议精神。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已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体现的精神。然而,周抗的报告,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此后,周抗在上海的数次演讲,引来了众多的议论,随之,他的演讲无法进行下去,讲稿,乃至会上的即席提问和回答录音都被收走了。
  周抗跟家里人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要是再被打倒的话,我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凡是派”压我是压不倒的。打成反革命我也不怕。
  胡福明说:“周抗他是从延安过来的。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坚定地跟党走、跟毛主席走。那么他们批判“两个凡是”,很简单,他们忠于的是党的事业,忠于的是祖国忠于的是人民,并不是忠于个人。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
  对于周抗来说,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感受到压力的滋味。作为一位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中,他曾经多次经历过压力和磨难。

七千人大会的风波
  上海康平路1号,周抗从解放后一直住在这里。宁静的环境给这位哲学家带来了良好的读书和研究氛围。然而,这座小楼也见证了周抗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曲折,其中包括1962年的一段往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参加了会议。
  当时周抗从七千人大会回来以后,进了房间,把门一关。周抗的妻子很紧张,不想让他讲这个内容。后来是市里分管文教的领导,跑到家里来说,周抗同志,你是理论家,你水平高,你来做传达报告。周抗不是照本宣科,他就是把三年自然灾害当中的情况,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这么多的报告集中起来,按实事求是的思想去讲。他也要适合当时传达的口径,不能很明确地讲那个时候搞“三面红旗”是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批判他时说,你就是别的都不讲,你就是传达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就是众人皆醉他独醒。
  还有一顶帽子是可怕的。就是说,用学习马列的原著,来反对学习毛著。当时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是,周抗坚持不要到本本里面去寻章摘句,就说他这个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小学。虽然小学生不太知道,但是我事后就比较清楚了。很多的人都是灾荒饿死。但是当时就是跟着报纸上的讲法,讲好啊,包括我们那个时候,把那个铁家伙全部打掉了去炼钢铁。报纸上说,亩产万斤小麦什么,其实都是很过头的做法。

编撰《辞海》哲学卷的磨难
  作为大型工具书《辞海》哲学卷的主要撰稿人,周抗早在60年代,就因为对“真理”问题的看法而受到过冲击。
  文革前,周抗在《辞海》上面编著时,写了《客观真理没有阶级性》一篇文章,是《辞海》上“真理”这个条目。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坚持这个观点。文革之中,周抗受到磨难,就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我作为一个“黑五类”的子女去抄大字报,心里也很紧张的,就硬着头皮,到党校去。在二楼三楼,大字报简直是多得不得了。关于父亲的大字报有30张左右。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想,我一定要搞清楚他犯了什么罪。大字报上,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说批判编辑大毒草《辞海》的时候,鼓吹了彭真的“真理没有阶级性”。因为《辞海》上面有个条目,就是真理这个条目。他在这个条目下面就写了,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非但讲了什么是真理,而且最后讲了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
  周抗只不过是在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扣上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动学术权威,好多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扣上的。他可是一个老革命啊,说他是“反革命”。第一批被打倒,他心里非常痛苦,因为想不通。最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说我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这个爸爸亲口跟我讲的。
  周抗被打倒以后,我们家被抄家,抄了三次。完了以后,原上海市委党校的人就冲到康平路1号的我们家来,立刻就抄他的东西。抄走的全部都是他的稿子。他做报告,写文章,包括编辑《辞海》,他都留底的,全部抄走。这全是罪状,证据,是罪证啊。一夜之间,我们家就一塌糊涂。
  但是父亲的厄运还要继续着。周抗是关在牛棚那里,不让出来,春节也不让出来。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去找,想去看看爸爸。不让进,我就硬是把《毛主席语录》,还有两瓶花生米,两个苹果送进去。跟造反派在门口辩论,辩论了一个钟头。而且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父亲到底定的什么性,蒋军弟兄们过年还要停止炮击三天,你们怎么不让我见父亲。我就跟他讲,我们对你们无产阶级造反派没有意见,你可以坐在旁边听我的讲话,没关系,我对我爸爸可以进行教育,我就非要把东西送进去,最后辩论了一个钟头,造反派没办法了,我和我姐姐两个人进去了。
  后来等爸爸从牛棚里出来的时候,他跟楼上的马叔叔,还有那个张治民叔叔,都是党校的教员,张叔叔是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他们跟我讲,南征啊,那年春节,我们是吃着你给我们的苹果,两个苹果,削成薄片,一人拿这么薄薄的一片,两片,花生米一人几颗。
  1974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辞海》这部大型工具书不是大毒草,要重新修订发表。周抗和一批专家从各处被招回来,重新修订《辞海》。周抗负责撰写哲学部分条目,可是遇到了不少麻烦。
  他写的每一个条目,“四人帮”全要改,张春桥、姚文元把它改得面目全非。我听我爸爸讲的。每一条都改,我没办法再去编了,他不会改自己讲得对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下乡到中国最北边的地方
  文革期间,周抗成为上海最早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之一,1969年,他被下放到北大荒支边。
  周抗等于将计就计了。他想,我在这里与其耗费我的精神和时间,还不如跟知青到边疆去,说不定我还能帮上知青一点忙。他自信,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
  周抗觉得,南征北战这么多年,他不怕。身体不好没有关系啊,但精神不好,不行的。精神如果是受了压抑的话,那一个人倒掉就完了,他就是精神不倒。他说要到黑龙江去,坚决去,56岁了我也去,身体不好我也去。因为他想他还能干点什么。周抗在最北边,就是漠河附近,叫呼玛县开库康公社,等于是中国的北极,零下50多摄氏度。
  周抗住在男生宿舍。他的妻子是后去的。妻子他们的大专院校是另外一批,也解放了。但她就一定要跟着周抗走。那个时候也有分配到别的地方,但她讲我一定要跟着周抗。这是最困难的时候,一对患难夫妻。
  到了那里,就不是他在上海的环境了,相对自由一些,思想上压力暂时退到后面了,面临的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下地,农作,还包括播种的时候拉小车。人家劝他说,周伯伯你年纪这么大就不要干了,我们来干,你就指导指导我们学习,小知青也是很爱戴他们的,父亲在那里就是想教他们读书嘛,当时的说法,知青,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考也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一来,统统都下去。都是16、17岁的小青年,周抗给他们分析分析,你们不要认为科学是没有用的,你看农村现在这么苦,要有文化知识,才能改造天地,他就讲这个道理,还讲实话。
  即便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周抗依然没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压抑中等待爆发
  周抗是有名的笔杆子,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上面非常有见解。但是1976年前后,他也有一阶段很压抑的时期。因为当时宣传舆论的状况,让周抗很灰心。
  我们有个战友,他爸爸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光明日报》副刊的哲学版恢复了。他就讲,你爸爸是哲学家,你回去跟你爸爸讲,请他给我们写稿子,好不好?我听了很高兴啊。我替爸爸高兴,我想这下他可以写东西了。我就把这个好消息,春节回来跟爸爸讲,我说爸爸,《光明日报》请你写文章,哲学版恢复了。爸爸很冷静,一点都不激动,告诉我,我不会写文章。我当时就愣掉了。
  在哲学战场上冲锋险阵的周抗,却偃旗息鼓。其实,他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火山的爆发。
  为什么?1976年“四人帮”倒台,全国庆祝。爸爸立刻就开始写文章,投到全国的各大报社,有十几家报社,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他原来给《红旗》写文章的,都投了,没有一家报社登他的文章。这就是1976年,“四人帮”已经倒台了,还没有一家报社登他的文章。
  由于“凡是”派还在台上,周抗主张拨乱反正的文章还是没能发表。
  我在山东那一年,“四人帮”倒台了,我也很高兴啊,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因为我是党员,而且是在下乡过程中在建设兵团入党的,后来我又到山东去插队,插到最下面。我那个时候是莒南县县城里面的营业员。他们也知道,那个地方上海人比较少。说是这个上海人是个上海姑娘,来了以后什么都会干,而且干得非常好。他们要把我塑成一个标兵。
  “四人帮”倒台以后,让我讲党课。县商业局请我去的,你来讲党课,好不好?我高兴得很,我说我就要讲讲“四人帮”当时怎么来把我们的老干部全部打倒,搞白色恐怖啊,法西斯专政啊,这个我都知道。我说我来讲,那个时候,还把我们搞到那个走资派子女学习班里面去,斗得一塌糊涂。就是你爸爸没的罪行,也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扣在头上,还要揭发你的父母亲,搞得子女和爸爸的关系很僵化,有的人就一辈子都弥补不了。
  我就开始讲,照着报纸上的话讲。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写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报纸上的原话。我就照着这个讲了。我还写封信告诉爸爸,汇报一下我在山东插队,在这边讲党课的情况。爸爸立即回了一封信,这么厚,16张纸。南征,你的头脑里面要搞搞清楚,这个张春桥他们搞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法西斯专政理论。你千万不要人云亦云。爸爸就给我指这个了。因为那边他的文章发不出去,这边我跟他讲,我在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说这是张春桥的观点,千万不要讲。他跟我分析了,那我就不讲了。都是理论问题,他给我分析清楚,让我在脑袋里先搞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报告的录音被收缴了
  这是一张名为《康平路1号》的油画,它的作者也正是画中这幢房子的主人。周抗,曾经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然而,1978年的周抗,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一位党的哲学工作者,一位投身到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老共产党人。周抗在上海连续作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多场报告,并由此引发了与“凡是派”的正面交锋。
  原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邹凡扬回忆说:“党校的周抗,他说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想,恐怕在全国的电视台当中,能够用直播的方式,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就是上海电视台一家。”
  电视导演富敏说:“就在大演播室,就在这个位置。真理标准讨论,电视里播出之后,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有人有不同意见,也有各种阻力阻扰。曾经有人来检查,我们为什么播出这样的节目。”
  “凡是派”认为周抗是反党分子,第二次跳出来了。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问了,而且直接打到社联,跟社联的人讲,周抗的报告有错误,不许再讲,请你们把它整理成书面文字资料报告,上交到市委宣传部。而且在他做过报告的地方,收缴录音,把录音全都拿上来。
  周抗回来跟家里人讲了,这不是又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就是那些老同志当中,都在传。包括我的公公,他是辞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都听了。因为市里面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传达,周抗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那就是明示是政治问题。社会上,谣言四起,反党分子又在跳了,唯恐天下不乱,有政治野心,什么帽子都套上来了。
  周抗到社联去,第一个是向社联汇报,第二个是到哲学学会开会,做传达报告。传达报告是没有文字的,不像别人做报告,拿一个中央文件来,照本宣科。他完全是根据开会时候的情况,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解,对文化大革命这当中种种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分析,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体会,在大会上宣讲。
  他在会上把胡福明的文章,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情况,包括他的文章修改情况,包括会上的情况,他全部根据自己的理解讲了。
  周抗,这位老一辈哲学工作者,以他的影响和人格魅力,多年来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尊敬。1978年,当周抗的报告引起极大争议的时候,他得到了主管部门和社会科学界的关键性支持。
  这个时候,社联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是在现场听了他的报告,大部分人都认为周抗的报告完全正确。哲学所的工作人员,哲学学会将报告都录音了下来,之后说,请周抗把他的文字报告给他们。周抗没有文字报告的,只有一个讲课提纲,于是那些工作人员手抄了。第二个,把当时会场上提问、周抗的回答、前因后果、事实情况全都写成了报告,而且社联的那份报告上写了,我们认为周抗没有错。这份报告交给市委宣传部。又过了将近一个星期,市委宣传部来电话说,我们都看了 报告,没有错误,只是出了点小格,可以继续讲。就是当时的电话回答。

天蟾舞台向老师脱帽致歉
  这里是上海天蟾舞台。在这个上演一幕幕人生悲欢的舞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感人的一幕,不过,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周抗。
  那次在天蟾舞台做报告,有很多人参加的。周抗做完报告后,他就脱帽给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人鞠躬,就是事实证明,我犯了错误,虽然是路线错误,但是我也执行了错误路线啊,使你们受苦了。当时全场震惊。而且他讲了,请你们美协的同志,跟刘海老转达我对他的歉意。就是因为他在反右当中,我是给派到美协去,当反右的工作组长。刘海粟老师又是我的老师,我知道他不是右派。但是要把他打成右派,因为市里面已经圈定了。
  这种情况下,非要把刘海粟定成右派。周抗拼命地保也保不住。而且要周抗写批判文章,周抗你必须写批判文章。他这批判文章写了六千字发表在《文汇报》上。但是,他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文章改一改,改到从学术理论上面,工作意见分析上面,去分析一下,包括上海那个时候美专高校合并,他就把他搞到那个上面去。就是避重就轻地写了一篇,绞尽脑汁写了一篇批判文章。
  周抗正因为他也被迫地无奈地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才更知道真理这种东西是多么重要。
  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平反,周抗首先就在大会上这样脱帽致礼。还有他在那个政协大礼堂做报告,那里有很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听的那个报告,听完报告以后,那些人都满含热泪,八九十岁头发花白,眼里都是带着泪水,握住周抗的手,说着,周抗同志,谢谢谢谢。
     上世纪30年代,他们是校长和学生;50年代,他们是右派和领导反右的人;60年代末,他们同为牛鬼蛇神;当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才重新回归到自己的起点:周抗向自己当年的老师脱帽致歉!只有一点无法回到原点,这就是,当年的青年画家,如今,已是这样一位经过风雨洗礼的共产党人,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知错必改的共产党人。
  邓小平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后来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展开讨论。当时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压力很大。他认为他是坚持真理的,但是中央没有给肯定,这是一个研讨。文章发出来,三中全会给肯定了,周抗特别高兴,我们胜利了!
  周抗说过:“我毕生研究的就是实事求是。毕生研究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来做到实事求是。毕生研究两个课题,还有一个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怎么来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不会去把自己的东西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