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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宋氏家族的“娘家”
    
  

庄 崚

图像

宋氏家族在准海路老宅合影

“宋氏三姐妹”母亲是地地道道浦东川沙人
    作为“娘家”的代表人物,“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浦东川沙人。倪家也曾位居川沙当地望族之—,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生于浦东川沙城郊倪家宅,他与妻子徐氏一起养育了当时以不缠小足、知书达礼而享誉川    沙的“倪氏三姐妹”,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下一代“宋氏三姐妹”的前奏。
    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地域载体,上海浦东“娘家”文化对宋氏家族日后的成长发展影响深远。在上海多处地点,如位于虹口区的东有恒路(现东余杭路)628号,黄浦区的宝昌路(现淮海中路)491号,西摩路(现陕西北路)139号,以及徐汇区的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蒋介石宋美龄住所,思南路孙中山故居,淮海路宋庆龄故居等多个场所,都留下过宋氏家族居住和生活的记载。其中那所宝昌路上建有4层楼16个房间的旧居尤为重要: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沪,应宋耀如之邀住了进来,后来甚至一度成为孙中山的行营。1917年宋家留下一张唯一传世的全家照,就是摄于这里。但这些都无法取代浦东川沙。
    浦东川沙是宋氏家族无可争辩名符其实的“娘家”。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浦东川沙是宋氏家族人文景观的重要源头之一。上海浦东不仅是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子弟启蒙成长的摇篮,还为他们在少年时代就融入中华文明和海派文化的血脉。
浦东“娘家”给宋氏子弟文化启蒙
    1887年倪桂珍与时任传教员的宋耀如结婚,并随夫在昆山传教。1889年倪蕴山病故,母亲徐氏带着女儿回到川沙。不久后,倪桂珍与已改任“本处传道”兼顾浦西浦东的宋耀如也带着宋蔼龄回到浦东,租住川沙兰芬堂74弄1号“内史第”之西南沿街厢房三间(南市街65-69号),并在此开设“福音堂”传教。
    随着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相继出生,转眼就到了读书的年纪。浦东自古以来就相当重视教育。据黄炎培1936年主编的《川沙县志》记载:“乡村相距不到1里大多设有学塾。小康者乐为子弟读书,尊师重道。雅有古风”。倪桂珍自幼先后接受过旧式和新式的双重教育,宋耀如早年漂洋过海曾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和万德毕尔特大学就学。两人的思想都较民主开化,反对男尊女卑、女孩无才便是德、包办婚姻等陋习。他们通过自由恋爱组建家庭后,使子女一出世便处在一个相对良好的氛围之中。
    开设在他们家马路对面的诸文伯学塾就成为宋家子女第一所启蒙学堂。诸文伯于1884年考中秀才,后来在家“坐”学塾,教室就设在他家的客堂里。他先后教授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三字经》、《百家姓》等,使他们受到了规范优良的启蒙教育。师恩难忘,后来当诸文伯的夫人高兰玲在1936年去世时,宋子文亲书挽轴“师母大人千古”。
    1901年在倪桂珍的支持下,宋耀如又在离家不远的正阳桥南堍办起了“宋家小学堂”。除聘请顾佐尧担任家庭教师外,宋耀如本人还亲自兼任小学堂的英语老师。这在当时浦东的小学堂中,是颇有创新色彩的。宋家小学堂除宋家子女外,还应求招收街坊邻居的孩子;课堂上除讲授传统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外,还教学生自然和珠算等西方新学和实用课程。
  由于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上也比较严格,宋父还充当兼任老师,所以宋家姐弟各科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出色,为日后宋氏三姐妹入学中西女塾(马克蒂耶女校),随后又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宋子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在宋家的几个孩子中间,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在顾佐尧的印象中:“宋庆龄从小朴实,宋美龄从小爱打扮”。
    20多年后,宋庆龄1921年4月在致白赛特的信函中深情地回忆道:“我在家读书,一直到12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在家读书”成为宋氏子女对浦东娘家毕生难忘的第一道人生风景线。
浦东“娘家”教育宋氏子弟要爱国投身民族复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危难深重而又充满生机的中国大地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奔走筹划革命。
    倪桂珍在婚后,积极支持夫君宋耀如参与到这一历史潮流之中。1894年宋耀如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并积极参与到当时的革命活动之中。据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中回忆,宋耀如“在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制厂,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还特意提及:“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
    倪桂珍还身体力行地支持革命,参与印制推翻封建王朝的各类宣传品。父母的革命倾向和民族意识,与浦东娘家的革命和爱国传统,一起潜移默化在宋家子弟成长之中。
    诸文伯、顾佐尧都是学有所长、清贫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经常教育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同学勿忘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所蒙受的耻辱。
  1903年,宋家在内史弟的邻居黄炎培在浦东新场发表革命演说,痛陈国家危亡,政府昏聩之状,震撼了浦东及上海全境。前往听讲者,“百里以内,舟车云集”。随后黄炎培被清政府以“乱党罪”逮捕,并被判决“就地正法”,后因杨斯盛、步惠廉等出面营救脱险。
    这一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对宋家子弟,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巨大。宋庆龄目睹清朝统治下的黑暗与罪恶,以及革命者的呐喊和牺牲,自小就十分赞佩孙中山、黄炎培的革命行为,痛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终其一生的爱国情思渐渐萌芽。1907年宋庆龄赴美留学,念念不忘祖国和革命。在一次历史课上,她告诉老师和同学:“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正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有同学问:“假如你在中国这样讲会被杀头的?”。她回答说:“一点不错,是会杀头的,而且许多仁人志士已被砍去了头颅。但是,如果非流血不足以唤醒民众,那末,一场流血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革命现在虽然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
    宋子良抗战初期在香港曾回忆说,宋庆龄曾多次带他们几个弟妹,前去观看和攀登离家不远的川沙旧城墙。川沙古城墙建于明代的1557年,是当时川沙人民为抵御倭寇入侵而建,古城墙上的砖头已布满了青苔。这些砖大小不一,这是因为城墙当年完全由川沙百姓为抵御倭寇入侵自发修建的,所以城砖并没有统一的规格。当年凭借此城墙,川沙人民曾成功击退倭寇侵袭,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千年物证。
浦东“娘家”在宋氏子弟心中留下浓浓乡情和思念
    回到老家南市街内史第沿街房居住后,倪桂珍日常主要在家照看孩子,也兼做过织毛巾工和印刷所装订工以贴补家用。宋美龄回忆说:母亲倪桂珍“‘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同时对子女们关爱有加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宋庆龄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辛苦、家里钱紧,所以她愿意穿大姐穿过的旧衣服,帮母亲做家务、照管弟弟妹妹。
抗战爆发后,宋子良兼任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处长。1938年元宵节前后,在抢运完一船苏联军火后,总务科叫来了一大锅煮好的广式元宵。宋子良就叫在办事处里人都聚到二楼大办公室一起吃。广东的元霄个头较小,有人边吃边和身旁的同事比划着说,“我们常州老家的菜肉团子一个要顶这样的四五个,吃起来过瘾”。宋子良听见后,也接着说:“川沙城里的枣泥核桃仁、荠菜鲜肉糜汤园也很好吃啊”,“小时二姐(宋庆龄)常带着子文、三姐(宋美龄)和我,有时还有邻居小孩一起到街上玩,每每拐到离家不远的大街上点心店,就掏钱请我们吃‘浦东大圆子’”,“我们就站在大锅前看着做汤园,调包汤园的糯米粉时不是用水,而是用粥汁,所以好吃”。
    生长在不同方言地区的孩子会带有该地区方言的发音特征。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纯正的川沙口音中包含着多少童年的欢乐和记忆(相比之下,1899年才出生,四五岁时就随家迁往虹口的宋子良对川沙方言就只是听得懂但讲不好)。
    乡音难改更难忘。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不论是定居上海市区还是他乡,也不论在海峡对岸还是大洋彼岸,浓郁亲切的浦东乡音都陪伴他(她)们度过了可圈可点的终生。
  浦东“娘家”在宋氏三姐妹心中留下浓浓乡情和思念。
据浦东文史学者王乐德的考证,宋庆龄1957年对保姆钟兴宝说:“我的老家,我养就养在这地方,叫内史第个街”。
无独有隅,中新社记者许晓青、陈静在2003年10月发表的“宋美龄与上海的不解情缘”一文中也提及:“多年前,当上海浦东名宅‘内史第’的工作人员委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信到宋美龄手中,以求证她的出生地时,她只是付之一笑,然后说了一句:‘我是浦东人’”。 
    作为宋氏家族的“娘家”和“海派文化”的重要载体,上海浦东悠久的革命传统、灿烂的中华文明和淳朴的乡土文化哺育推动着宋氏家族的发展和宋氏子弟的成长,在振兴中华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系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