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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与陈独秀、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陈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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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1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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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为贺年片传单起草的“太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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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致陈望道信笺

  陈望道与陈独秀、毛泽东、刘少奇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始于建党初期的1920年代,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革命情谊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
建党初期的陈望道与陈独秀
  1920年5月,陈望道在完成《共产党宣言》翻译后,应陈独秀邀请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编辑,住在李汉俊家。此前,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也住在附近。陈望道、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因为都住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人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邵力子等,总共不到十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陈独秀任主编、陈望道编辑的《新青年》就成为研究会的刊物,办公地点在研究会所在地的楼上。陈望道采取了“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的办法,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他在《新青年》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在此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林祖涵、沈泽民等,陈独秀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或小组)。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了广州后,陈望道为临时代理书记,兼《新青年》主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为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群众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在办刊物方面,1920年9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除了《新青年》外,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当时还办了《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两份杂志。陈独秀任主编、陈望道任编辑的《劳动界》杂志,从1920年6月至1921年1月出版24期。《劳动界》为中共早期组织办的第一份工人运动刊物,陈望道在《劳动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除了出版《新青年》、《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外,还在1920年8月,将《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了。
  在办学校和发动工人群众方面,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和“平民女校”,以及为发动工人群众而创办的小沙渡路工人夜校,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劳工部长的陈望道,是这几所学校的文化教员。1920年11月21日,陈望道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一大”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13人到达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一大”后,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2年新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决定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片。于是,由陈望道起草了一份鼓动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剥削者的“太平歌”,印在贺年片的反面,而正面则写上“恭贺新年”四个大字。一共七八个人全部都去分发。陈望道他们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都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另一路。两路都是每家送一张贺年片,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1922年4月23日,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陈望道随同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淞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陈望道从1920年5月到上海后跟陈独秀、李汉俊等一起从事党建活动,从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到筹备“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成立后陈独秀是总书记,陈望道则是上海的地委书记。他们是战友、是同志,但也不是说就没有矛盾。陈望道说:陈独秀胆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但主观主义,没有领袖风度。早在“一大”筹备时因经费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矛盾后,陈独秀未作调查就到处写信,诬称“李汉俊出面,陈望道幕后策划,要夺他的权”。陈望道知道后非常生气,要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却不肯。为此,中共“二大”后陈望道辞去了中共上海地委书记的职务。
  1923年8月中共上海地委第六次会议后,陈望道开始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去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秋,陈望道接到了一张署名“知名”的条子:“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他虽然对陈独秀有看法但还是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任务,去了上海大学(简称“上大”)。“上大”是中国共产党用来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由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系、艺术系和外文系组成,陈望道为“上大”中国文学系主任,社会学系主任则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25年后陈望道接任了“上大”代理校务主任职务,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学校被查封。
  在建党初期陈独秀和陈望道对于党的创立都是有贡献的,上世纪四十年代陈独秀病故于四川家中,当时正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曾去看望过他。
陈望道与毛泽东的情谊
  陈望道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20年夏。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拟出版《共产党宣言》一书。就在“又新印刷所”内,当毛泽东来找陈独秀时,陈独秀将正在校对《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介绍给了毛泽东:“这就是我们的大翻译家陈望道”。毛泽东后来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31页)毛泽东1920年夏在上海第一次读到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期间,陈望道与李达、李汉俊一起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又跟毛泽东一样为地区推选的“一大”代表,所以虽然陈望道因故未参加“一大”,但与毛泽东在“一大”期间的接触是可想而知的。党成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陈望道是上海的地委书记,似乎没有接触,但1922年“二大”后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一贯的家长制作风决定辞去上海地委书记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来上海出席中共上海地委的第六次会议时又与陈望道有了联系。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说,对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的态度要缓和。这是毛泽东针对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而对陈望道有过激言论而提出来的。
  此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陈望道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党转入地下,陈望道则在另一条战线上与党并肩战斗。在上世纪30年代,他组织了一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望道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又与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后,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到达重庆北碚复旦大学,1941年9月起任新闻系代理主任,次年任新闻系主任,期间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陈望道还于1945年募集资金创办了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新闻系成了当时复旦的“延安”。为此,1945年8月国共谈判,毛泽东亲临重庆时,点名要见陈望道等著名民主人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是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陈毅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负责主持校务工作,配合军管会实现对旧复旦的接管。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陈望道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陈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惟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望道先生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秘书转来的、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
  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见到陈望道,说他最近看过《修辞学发凡》一书,书写得很好;又说:现在有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陈望道传》邓明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280页)老朋友相见,自然谈到了建党初期的那个年代,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要求离开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所以毛泽东指示:“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报告,也不用写自传”。陈望道于1957年6月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上海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度佳节。在锦江饭店,陈望道、周谷城与毛泽东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柯庆施、曹荻秋在旁作陪。老朋友相见,无拘无束,闲谈自由。(2008年9月3日《复旦》校刊芳草地)
陈望道与刘少奇的情谊
  陈望道与刘少奇的交往,应该是在1920年夏刘少奇从湖南来到上海以后。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陈望道当时是“外国语学社”的文化教员。他给学员讲文化课,也讲解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刘少奇于1920年10月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后,陈望道是他的文化课老师。他不但听过陈望道讲解《共产党宣言》,并帮忙做过一些当时陈望道任编辑的《劳动界》杂志的收发、缮写工作。(《九三沪讯》文艺副刊2008年11月30日)因为这一层师生关系,1949年9月陈望道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刘少奇见到陈望道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曾经听过你的课,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望道先生对他的研究生陈光磊也曾回忆说:“刘少奇同志说他曾经听过我的课,这句话不知怎么给记者知道了,他们就来问我,我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记者很厉害,如果我说‘是’,他们会马上在报上登出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这样不好。”
陈望道与周恩来的情谊
  陈望道与周恩来的交往可以说始于1940年的重庆。在上世纪30年代那个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称为“陪都”,国内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都聚集于此。在今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纵览长卷签名,我们可见周恩来、陈望道等一长串社会各界名流的笔迹,人数有320人之多。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5年8月毛泽东又在重庆会见了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等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在法国投身革命时就已读过流传到国外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一书。因为这一点,所以1954年当陈望道再次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时,周恩来又问了陈望道:“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是根据什么版本来翻译的?”陈望道回答说主要根据英文同时参照日文,于时两人用英文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交流了看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望道是周恩来总理点名要上海保护的三人之一,也因为这一点,上海造反派对陈望道的迫害才没有升级。1972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周恩来总理专程来上海迎接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人群中,周总理看到了年逾82岁的陈望道,他一面跟陈望道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在市里迎接就可以了”,一面叫来市政府外事处的同志,叫他们以后再不要这样安排了。
  1975年3月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听说总理因住院不能前来,即找到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同志表示慰问。回沪后,又寄了一本1975年版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给总理,邓颖超同志回函致谢并予关怀。
  1976年1月,总理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陈望道不胜悲痛,当即叫秘书发出唁电。一年后,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又撰写了“深切的怀念”一文。
(作者系陈望道先生之子,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