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中央大学的西迁
 

  罗先哲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面对强敌的进犯和血腥屠杀,为求坚持长期抗战,不少学校机构自东部沿江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西迁。在这次西迁行动中,国立中央大学成了率先的前奏。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南京东南大学和第四中山大学。其中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江南名流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它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张其昀、胡焕庸、赵忠尧、吕叔湘等著名学者都是东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司徒雷登曾称东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
  1935年后,中央大学一直有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当时的校长是曾受教于蔡元培,又留学英美的罗家伦。

image
遭日机轰炸后的中央大学校内建筑一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周,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罗家伦从庐山返回南京后,立即督工昼夜赶制木箱,作迁校准备。经校方研究,最终确定迁址重庆。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月15日和19日,日军两次空袭南京,中央大学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数位校工被炸身亡。
  遭受日机轰炸后,罗家伦校长一面派人前往重庆勘查校址,一面与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商洽轮运图书、仪器等入川事宜。卢作孚表示愿意无偿装运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迁往重庆的校址问题解决后,罗校长立即派人携款赶赴重庆,着手建造简易平房。同时,对离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10月10日以前至汉口中央大学办事处报到。10月中旬,中央大学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1500余人,教职员工1000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多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船赴渝。
  1937年12月初,战事已进入南京近郊。这时,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场职工把场内的良种畜禽笼置于牛背之上,然后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后来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写道:“在第二年(1938年)的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与之拥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1938年暑期,中央大学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2000多人。学校在附近地区建了分校校舍。10月27日武汉沦陷时,国民政府各部门都迁至重庆,中央大学的校舍已基本完成,上课秩序也进入正常状态。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罗家伦校长每周末都对学生们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校长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时,又追踪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和其它一些建筑。
  到1939年岁末,中央大学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工科、农科四个研究所。这时,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设立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史地、博物、公民训育等系。此外,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还增设了若干系、科。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1941年秋罗家伦校长离校后,顾孟馀、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其间,蒋介石还兼任了为时几个月的校长。
  抗战胜利后不久,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又分批迁回南京。

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2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