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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
防范投融资风险 办好上海世博会
2002年12月3日，中国上海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上海申博成功为发展中国家跻身世界展览业强国之林开启了先河，其意义远胜于一般的经济价值。上海能否不负众望，成功举办世博会，国人期盼，世人瞩目。
然而，对历史的追溯，却显示了其不容乐观的一面。迄今40余届世博会，真正能够在举办过程中直接盈利的，却仅有5次经历，尤其是最近的两次世博会都以巨额亏损收场。这使得上海世博会90亿元人民币、11亿美元直接收入的预期受到怀疑。历史的教训，让我们不得不以谨慎的态度重新审视举办世博会的风险和收益。
举办世博会的风险就在于它的大投入、大规模。据估计本次世博会直接投资达到30亿美元，而由此带动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可能是其3—5倍，这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上海，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参展人数、参展国家、展馆后续利用等等，因此，如此巨大的投资，其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筹集这笔巨资？如何运营管理这项投资？如何规避和分散风险？如何最好地发挥其后续效益？这都与世博会成功与否息息相关。基于对世博会投资风险的分析，我们从事前融资、事中投资和事后利用三个方面分析提出如何规避世博会投资风险并以前瞻的眼光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构筑全社会融资平台 实现多元化筹资
世博会投资巨大，都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不仅不现实，风险也很大。一方面要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金存量；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是分散风险的良好措施。因此，我们要突破目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形式，努力构筑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全社会投融资机制，世博会场馆的投资形式应当建立在这样的平台之上，以强化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40余届世博会中仅有少数略有微利。究其原因固然复杂，但投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是主因。风险防范意识的强弱与投资者的主体地位性质不无关系。成功的做法应当是政府主办、企业运作、投资主体实行多元化，努力构造“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资格局。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作为国家的信用，履行申博时的承诺；负责规划的协调，审查具体实施计划；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而这种运作方式的投资者则在建设中期从多个方面去规避风险，比如做好出席人数的科学预测，根据需求决定投资规模，以防盲目投资；将场馆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提高场馆后续利用率，防止闭馆后设施的大量闲置等等。
分析引入社会民间资本参与世博会建设所带来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开放私人融资可使政府和民间投资主体共同分担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将大大降低风险；其次，由于民营部门希望获得利润，因此他们将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三，由于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使得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水平都得到提高。大型经济活动开放私人融资这一模式，在全球已得到广泛认可，尤其是在欧洲，如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已成功利用这一思路提高了服务的效率。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经认识到民间资本的重要性，上海在2003年11月份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世博会融资将向民间资本开放。这是个让个人投资者和民营企业振奋的消息。作为一种探索，以下就拓宽融资渠道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项目融资。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准入政策，适当扩大企业的投融资权限。不能把社会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的产出特征简单地归到财政投融资范围，应当发挥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的优势，确保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稳定增长。
2、民间融资。鼓励个体私营单位参与世博会的筹办，放开个体私营单位对相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限制。建议从个体私营企业每年上缴的地方税收中提取部分，建立个体私营投资发展基金，用于对个体私营单位投资发展的担保或贷款贴息。组建个体私营单位投资、信用担保基金，为个体私营单位投资提供贷款担保。
3、使用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借鉴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让社会保障基金优先进入世博会的投资项目，既降低了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又可以作为对社保基金的扶持政策。
4、有效利用世博会的社会效应。世博会具有轰动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抓住举办世博会这一大型盛会的机遇，利用世博会形成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广泛开展各种筹融资活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广告、商贸、旅游等经营活动和社会捐赠、商业赞助等集资活动，鼓励和吸引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民众参与、支持、赞助世博会。这种方式可以成为世博会筹集建设资金的有益补充。
5、利用外资。要实现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吸引民间资本，我们不能不提的是对外资的利用。虽然它不属于民间资本的范畴，但是，在上海的发展中，外资也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这里，我们也将其作为融资渠道多样化的一个方式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处理的方式，当然会和我国的民间资本有所不同。但是，世博会巨大的投资，也要求我们要舍得给出一些好项目、大项目来吸引外资，使外商确实有利可图，来增加融资的渠道。
6、发行债券
债券融资相比股票融资具有投资风险小的优点。国内实践证明，只要将债券利率贴补到比同期贷款利率低1—2个百分点，便可极大地增强债券融资的吸引力。
7、发行彩票
彩票历来是大型经济活动融资中的一个重要措施，一方面可以带动全民对世博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融到资金。本次世博会也可继续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8、开展长三角合作，吸引江浙的投资者
长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地的经济发展早已水乳交融，上海周边许多城市的商人和企业家都非常密切关注着世博会的举办，这是上海的优势。因此，有必要好好地利用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调动长三角各地的合作积极性，吸引江浙的投资者，为世博会融资开辟新的渠道。
二、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避免过度投资
世博会的举办，对各种硬件设施条件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的建设能够满足那时的需要，是对世博会事中建设规划的一次重大考验。
但是，世博会经济存在一个时间特性，本次世博会的举办跨期近半年，其中必有淡季（可能夏天7、8月份）和旺季（如初始时期），这些因素导致了世博会举办期间对交通、住宿、餐饮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的要求是不稳定的，高则很高，低则很低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同时，由于我们对世博会期间参观人数的估计只是一个预期值，从届时参观人数可能远低于或远高于我们的预期人数的不确定性考虑，要求我们在世博会建设中，必须要给未来的规划留下一定的空间去应付不期的状况。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更重要的一点是，世博会期间的人流量必然远超过会后的正常客流量，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会展期间对各种设施的需求，我们更要考虑如何避免会后资源供远大于求的情况发生，以致造成人为的恶性竞争。1999年云南昆明园艺博览会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园艺博览会后住宿业和出租车行业高速扩容，以1999年为分水岭，之前昆明的住宿企业不到100家，之后达到了400多家；昆明原有出租车5000辆，博览会期间增加到7000辆。也许当时，政府考虑的是要尽量满足博览会期间对宾馆和出租车的需求，以保证博览会的顺利举办。但是，四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是：由于园艺博览结束后，客流锐减，在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昆明的宾馆业开始了价格战的恶性竞争，平均房价从350元以上跌到了180—200元，将近下跌了一半；而出租车司机的营业额也下降了近四成。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世博会期间的过度需求，我们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尽量使用临时征集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建议积极调动民间现有资源，增加会展前投资的弹性，减少会后资源的浪费，提高举办世博会的投资有效性。
例如，对于住宿的需求，由于目前上海市民中，有部分人群的住房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甚至有些人群拥有一套以上的住房。如果能把这些住宿空间利用起来，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兴建宾馆上的投资额，也避免了宾馆业大规模扩容而可能造成的会后行业萧条。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建议：可以在世博会前期成立一个专门的筹办部门，进行宣传和临时征集工作，并推出相应政策，鼓励上海市民将闲置的住房进行世博会期间的短期出租。这里提到的闲置的住房，除了其主人并不居住的房屋以外，还可以是其本人居住的现房中多余的房间，只要其主人愿意出租，都可以登记进入专门的数据库，然后，由筹办部门统一筹划安排出租；而对出租车的需求，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成立专门部门，进行信息搜集，鼓励社会上的各种汽车资源，如私家车，公车等等，积极参与汽车租赁，建立数据库，并由专门单位进行出租的统筹安排。这样一来，即使到期的人流量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数目，我们也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投资浪费，而会后也不会存在行业内供大于求的情况。
世博会期间对其他设施的需求，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解决。同时，世博会代表的是举办国的整体形象，因此引入社会资源参与世博会的运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更有利于建立健康的城市精神，形成全社会同心协力的局面。
三、做好后续利用 发挥世博长期效益
纵观历年来世博会举办城市对设施的后续利用，根据世博会本身的特点，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标志性建筑成为旅游观光景点，二是展馆成为教授、传播、普及和宣传科技文化知识的场所。
在此，根据前人的经验，并结合上海的情况，对于展馆的后续利用，我们有一些建议。花桥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上海景观的一部分，也可以辟为花市或其他具有吸引力的集市。植物走廊和运河也予以保留。据了解，目前世博会场址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需要进行旧城改造的建成区，根据上海市政府的规划，将把世博会场地，改造建设成为一个主要文化展览中心和具有滨江特色的居住区。我们认为，世博会结束后，该选址范围内及其周边地区，人口的居住量会大大上升，而该地区原来属于旧城区，文化设施等方面都没有跟上来，所以可以考虑将一些展馆改建成医院和中小学等公共设施。
以学校为例，目前该地区内的小学，中学都属于设施比较差、教育质量不高的普通学校，导致了很多学生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挤公交车到浦西的中学上学。同时，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浦东的人口迁移率一直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2001年，浦东新区的人口迁入率为73.8%，迁出率为50.1%，净迁移率达到23.7%，远高于上海市的平均水平6.9%。同时，浦东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一直高于上海平均人口增长率。并且从浦东新区和各主要区县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浦东新区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小，老、少人口比相对较低。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粗略地得出对浦东将来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预测。可知，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的迁入，并且这些迁入人群的年龄结构都很小，处于适婚年龄的人群所占比例很大，这些人在未来的7、8年内要结婚生子，他们的儿女成长起来则需要大量的学校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另一方面，由于浦东本身体现出来的人口出生率也有赶超上海市平均和最高水平的趋势，所以，又构成了未来几年内对中小学设施的大量需求。所以，在设计世博会展馆时可以考虑将来作为学校使用，建设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中小学，以解决将来该区居民的就学问题。
另外，目前浦东地区的医疗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所以还可以考虑利用原有的展馆建筑改造成为医院设施。同时，由于现在的博览会上，很多展馆都显示了高科技的力量，各种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所以，也可考虑将一些展馆建设成为科技馆，或者主题公园，功能上可以类似于现在的陆家嘴科技馆，并且完全有空间开拓新的功能和亮点。届时，世博会结束后的展馆建造的科技馆、展览中心、主题公园和这些设施相映成趣，将使这块地区得到很好的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高质量公共活动设施的居住区和游乐区。
申博成功，是继中国入世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又一次实质性举措，也是继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后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其璀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成果的崭新机会。它的成功举办，当为世人所盼。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举办世博会中存在的风险。以上是在我们全面考察了历史世博会举办风险后，提出的防止世博会投资风险的建议。希望能够有利于上海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增强风险防范的意识，在当前的经济实力下兴利除弊，举办一届难忘、精彩、辉煌、成功的世博会，填补世博会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历史空白，宏中华之志，扬上海之名，为世界增添新的惊喜。
（吴冲锋）
多途径提高上海高职发展水平
1997年，上海市教委认真执行《职教法》，并结合上海特点提出了实施“三改一补”的具体方针，从而使上海的高等职业教育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给三校生接受高等教育建立了立交桥，满足了上海市民不断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培养了一批面向基层、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技术型专门人才，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也为上海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的目标服务。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但自身体系并不完善，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包括培养目标定位和层次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应定位在培养“实用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这样才能体现自身的办学特色。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所限，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学费收入成为大部分高职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但目前学费已经到了较高的水平，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三、专业设置及课程实施问题。目前高职院校都更偏重于选择开设文科专业，对于投资较大的工科类专业设置不够。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仍然过于注重理论教学，缺少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足够重视和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必要训练。另外，实训基地建设力度不够，也影响了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四、高职院校合并问题。人为的合并行为易挫伤办学者、投资者的积极性，损害他们的利益，使更多的潜在投资者顾虑重重。
针对以上现状和不足，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对策促进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高职院校必须明确自身的目标定位和层次定位，坚持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才能消除学生和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正确认识。实际上，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培养的不是企业界高层管理人员，即人们常说的白领，但也不只是培养一般的技术工人，也就是所谓的“蓝领”，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社会十分急需的“灰领”，是既有一定理论水平，更有扎实的实践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是既动手，又动脑的高级专业人才。“灰领”阶层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实践第一线对高水平技术人才需要的结果，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灰领”的巨大需求无疑将逐步体现出来，因此，“灰领”无疑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钱途”。让全社会逐步认识到高职教育的发展定位的发展前途是十分重要的。这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重大的机遇，但同时也要求高职院校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二、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拓宽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在政府投资方面，应对政府的投资方式、投资领域进行研究、定位，以发挥政府投资的最大效用，如政府可以加大对实训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等。在社会力量、民间资本投资方面，可以探索高职院校与行业和企业共建、合办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如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高等职业教育，鼓励高职与国际发达职业教育机构及经济实体的联合办学，既实现高职多元化办学，又可通过办学竞争提高高职教育质量。在具体的办学形式上，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大胆进行多种办学形式的试验，同时允许和鼓励海外大学和有关机构以及其它社会团体兴办股份制学校，合资、合办专业培训学校，鼓励国外一流培训机构与我国合办世界一流专业和高职院校。
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确实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在师资方面，必须强调教师自身的职业技能，强调教师的技能培养能力。在目前“双师型”教师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聘请在生产一线的高水平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高职学院的教师。课程建设方面，在改革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原有课程体系的前提下，按照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培养目标和特点，逐步构建新型的课程体系，同时有意识、有组织地编写一批有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教材。结合教材的编写，重新构建大纲,把培养目标落到实处。在实训教学方面，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在企业中建立实训实践基地。
四、积极构建适合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以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层次定位来重新审视原有的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应积极构建完整的培养层次，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如果仅仅将高职教育定位在专科层次，不仅阻碍了一些高职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愿望的实现，也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更高层次的实用型、技能型的高级人才的需求趋势。因此，必须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系统，积极构建反映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点的、反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评价体系。
其次，逐步建立和完善督导、评估制度，制定具体的办学条件评估和教育教学水平评估标准，改变用普通高校政策及标准来指导、考核高职院校的做法。在评价办学质量方面，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性、多样性的特点出发，建立“合格+特色”的质量评价标准，树立“只要能够办出特色，培养出受企事业单位欢迎的‘适销对路’的专业人才，就是好的教育、成功的教育”的观念。成立由有关工程专家、教育专家、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评价委员会，对高职院校的教学计划进行审定，对其教学过程进行指导，对其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咨询评价意见，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加强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广泛听取社会和用人单位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意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使高职院校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水准的应用型人才。
五、关于高职院校的合并问题，应持谨慎态度。由于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多元化，办学思想、培养模式、办学特色更是多种多样。高职院校只要能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在高等职业教育市场上拥有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应当予以承认、支持。在一般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供给者市场具有自发调节的力量，即一部分办学思想先进，具有自身办学特色的高职院校将不断地得以发展壮大，甚至可能合并一些办学水平较差的院校；而那些办学思想落后，没有什么办学特色的高职院校就有可能逐步被淘汰。在市场具有自发调节能力的前提下，人为的合并行为就必须慎之又慎。在有关合并问题的政策、具体个案的实际操作的任何环节处理不当，都可能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损害，挫伤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者、投资者的积极性，抹杀不同高职院校的在办学思想、培养模式上的特色等等。因此，高职院校的合并不应鼓励。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陈尧学不久前重新强调了高职教育要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我们在紧抓高等教育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高职人才的培养，使各层次的各类人才在适合的岗位上贡献所长。
（唐安国）
扩大和均衡发展上海基础教育优质资源
在市委市府的领导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上海的基础教育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则出现了膨胀的趋势。现在对于上海城市居民来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保证“有书读”已非难事，但想接受相对“优质”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要想“读好书”对不少居民来说却非易事，常令学龄段子女家长们感到烦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为子女找到一个“好学校”，为此，多少孩子付出了他们鲜活的童年生命的代价。从某种意义说，“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理解，主要指办学水平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基本上指重点中小学。究其不足的原因，主要是：1、长期以来实行中小学校“梯度发展战略”指导下的“重点学校”建设制度，形成了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等级制”，如学校有重点校、中心校、普通校之分，重点校又有国家级、市级、区级等不同品级，形成了不同等级学校的很大差异；2、梯度发展战略反映了我们社会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倾向，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纲常等级程序对其影响，普遍认同“学而优则仕”，升学率至上，导致对优质教育资源内涵和标准理解的片面性；3、虽然上海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教育投入与社会需求存在不小的差距，优质教育资源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4、1990年以来实行的“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有效调动了各区（县）办学的积极性，但区（县）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带来教育投入中的不平衡；5、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人们看到了教育在个人和家庭命运中的作用，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挑选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空前迫切。
为了迅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上海以多种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与发展作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自“九五”时期以来，采取了：实施“达标工程”，整体提高上海基础教育起点水平；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布局，通过形态改造，建设11所现代化寄宿制高中，扩大学校资源；引进高校等各类资源，建设优质学校；以优质学校为核心，组建学校联合体，通过体制改革，激发学校活力；加大人力资源培养力度，扩大优秀校长资源，带动学校发展等6条措施，缓解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人民群众对其需求的矛盾，使上海城市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然而，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尚存在一些认识和行为中的误区，亟需引起重视：1、非均衡发展与“窗口”意识。部分教育行政部门和领导政绩意识强烈，依然采取集中财力发展少数窗口学校，而置一些普通学校于困难境地。2、转嫁教育投入矛盾，增加社会与人民群众的负担。有的把公办优质教育转为“民办”，或以举办所谓“特色班”、“特长班”、“快慢班”等名义，通过收费、集资转嫁教育投入中的矛盾，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责任推向社会和人民群众。3、滥用名校资源。有的学校热衷于借名校或高校的名义，或“借鸡生蛋”，或“借牌办学”，以至借名校名义搞家教、搞“高复”，长期名不符实，悖于社会诚信原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4、盲目扩大名校规模。有的学校用所谓“强强联手”、“强弱联手”等形式，扩大名校规模，这种扩大非来自学校自身能量的扩张，而源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以此种手段迎合社会需求，犹如“杀鸡取卵”。5、热衷于硬件建设和产业运作。如不惜巨资投于豪华校舍设施上，却不愿投资于人力资源的优化与提高上，不愿投资于教育的研究与开发（R&D）；如在所谓“产业运作”思想指导下，热衷于“以贵族文化来标榜教育的现代化”，而忽略教育内涵发展和发展的规律性，忽略教师和“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等等。6、学校建设思路雷同，管理模式僵化。往往以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的刚性指标，行政管理中指令性、微观型管理模式严重，不容学校非类同化发展，导致办学模式雷同、僵化。
为了纠正上述不良倾向，进一步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我们提出如下思路和建议：
1、转变社会观念，确立多元化的“优质教育资源”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优质教育”观和“资源”观，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必须破除唯升学率的优质教育观，树立宽口径、多元的“优质教育”观和“资源”观。对学生来说，优质普通教育、优质职业教育都是优质资源；对城市基础教育来说，优质学校是优质资源，优秀校长、教师，优良的课程、信息系统、教育技术乃至优良的文化氛围、多元的科学舆论导向、和谐的社区环境都是有利于人的发展和教育发展的优质资源，都应纳入各级政府和办学者的视野。
2、切实履行政府职责，追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与内涵发展。基础教育具有维系社会稳定、调整“二次分配”的功能，它的均衡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政府要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并监督这些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和效率；要通过对弱势人群和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更多倾斜来保证社会整体平衡；通过对“R&D”的投入与推进，使教育走上内涵发展之路；尽快对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投入使用立法，确保其持续均衡发展。
3、正确把握“均衡”与“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均衡”与“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可能有更高水平的均衡。其一，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扩大要靠政府和社会共建，不能只靠政府的公共投入。优质教育是需要经济成本支撑的，必须把教育质量与教育成本联系起来，形成优质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在社会对优质教育需求空前迫切的情况下，更多地争取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与投入。其二，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扩大，需要学校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赢得资源，不能“等、靠、要”。“教育是一种服务”，学校只有主动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服务，才有可能获得学生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上海的优质教育资源要为全国服务，要走向世界，政府则应在教育服务提供者和被服务者间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服务费用支付渠道。
4、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发展。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扩展中，需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校长、教师能力与潜力的扩张。如应积极进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学校作为试验，公开招聘校长，给予其宽松的环境和相当的自主权，让其自主实践现代学校制度下的学校建设与发展，同时，根据学校“产权管理、运营和监督相对分离”、学校办学“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赋予学校真正的法人地位和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现代学校制度试验校应通过对学校性质、办学宗旨、发展方向、发展途径、学校特色以及与此相应的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生评价、学生管理等重要教育行为的制度性建设，来确保“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追求和现代学校功能的实现，并形成上海特有的、各具特色的、千姿百态的海派现代优质学校群体。
(朱怡华)
发展产权市场，协调区域发展
一、新形势下产权市场新机遇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现代产权制度”理论、把现代产权制度定为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同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规范发展产权交易”。这些政策精神，为产权市场的发展廊清了方向和道路，意义十分重大。产权市场发展的前景已经明朗。
目前，国内正掀起一轮企业并购的热潮，正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说，由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资产处置方面的自主权，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浪潮形成。”突出标志是在证券化产权的涉外并购方面，从去年11月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外国资本并购境内企业和股权的规定。从今年四月至九月，国资委已批准48户企业的产权和资产出让行为，涉及金额225亿之多。同时，陕西、辽宁、上海、江苏等地，分别推出了数以百亿计的巨量国资转让计划，向国外投资人推介。由此直接刺激了产权交易规模的扩大。以上海两家产权交易所为例，今年的成交总额将达2500亿元之多。
随着《决定》逐步实化、细化为政府政策规章，配合内外资本并购重组热的掀起，产权交易与产权市场的加速发展指日可待。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消沉之后，产权市场终于迎来了新的形势与新的机遇。
二、产权市场的发展与问题
中国的产权市场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以有形市场即产权交易所市场为例，从始建于1988年5月武汉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到1996年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到210多家交易中介机构（交易所、交易中心、事务所等），再到1998年国家清理整顿，产权市场迅速降温，至今仅剩90多所，其中能维持有效运行的仅一半，产权市场的起落走势，显然与持续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发展轨迹不相吻合。
然而，上海产权交易所则成为其中佼佼者，2002年，交易额以2086亿高居榜首，占全国交易额半数之多。其中，产权交易运作的内容和方式，正发生若干重要积极变化：服务对象从公有制企业为主转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运作目的从“解困”为主转为优质资产扩张为主，重组内容从盘活、重组传统产业存量为主转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主，从物权转让为主转为股权为主，服务地域从本地为主转向内外并举……由此显露出产权市场的发展新趋势：成为资产重组并购与资本进退的平台、存量产权与增量资本嫁接的载体、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通道、外资与内资置换的桥梁。与此同时，中国产权市场总体呈现二种主要发展趋势，其一，原来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产权市场，开始走向跨行政区划的大区域联合，成立于1997年的“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已拥有长江沿线40个成员单位；2001年、2002年，我国北方部分产权交易机构先后成立“黄河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和“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其二，重要产权交易中心跨地区发展与异地交易中心之间，不断强化信息共享、项目委托、推介中介等方面的双边合作。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全国产权交易中心”的呼声日趋高涨。而先行建立全国产权交易机构行业协会的工作更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产权市场的上述发展状况与现实需要存在很大差距：一不能适应国有经济加快实施战略性重组的需要；二不能适应非公经济广泛参与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的需要；三不能适应中国经济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需要。造成这些不适应的直接原因概言之是：1、市场运行缺乏统一规范；2、市场画地为牢，人为分割；3、产权市场主体缺位、错位现象并存；4、产权形态非标准化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顺畅流转。
在上述原因的背后，是体制和宏观政策的不适应性。就体制而言，产权市场由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主办、主管，就是一个明显的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由于政府改革仍未完成，政府权力及利益的“条块分割”直接决定了产权市场的相对割据和封闭性，它与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明显相悖。同时，由于实施产权市场整顿5年来中央政府未调整政策，使得各地交易机构处于小心自为的非正常状态中。
随着经济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在产权市场供求状况发生重大积极变动的情况下，产权市场的有序、统一发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产权交易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优化配置的过程。要按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产权的合理价值，就必须使产权等要素在最大范围的市场中无阻碍地自由流动。因此画地为牢的相对封闭的产权市场，必须尽快走向开放、规范与统一，才能为产权、资本的流动重组提供合法、顺畅的渠道和高效的平台。非如此，就可能在大规模的产权并购重组中因为产权交易市场主体乃至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而造成产权权益的损失。因此，产权市场加速规范发展势在必行。
三、发展产权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产权市场已经面临新发展的新机遇。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在发展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符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统筹区域发展”精神的举措，是上海产权市场主体的新任务。
（一）发展产权市场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促成各类产权的通畅流转和优化重组，实现生产要素、经济资源的合理价值，促进产权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优化整合和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产权市场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开放。交易机构应向各地交易主体开放，向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开放，向外资开放，向法人与自然人开放。交易标的同样向各类所有制产权开放。让各类产权都有流转、交易的平等机会。
二是规范。应该确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运行规则，使全国所有投资者、产权所有者、交易机构、中介机构及政府管理、监督机构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确保交易市场的秩序稳定。
三是公开。所有涉及产权市场的法律、政策、规章、规定，都应公开、透明，使所有相关主体平等获得必要信息，为风险和利益的对称提供基础条件。
四是统一。统一市场有利于提升产权交易的效率，有利于产权市场本身的长期发展，有利于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中非上市公司产权流动的市场系统，有利于调整缩小资本与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
五是市场导向。产权交易市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主导形成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相对封闭市场。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市场无形的手来引导、决定市场及其相关资源的配置格局与市场的运行体制、机制。
（三）产权市场的目标模式：
为了形成开放、规范、公开、统一、市场导向的市场体系，我们认为应当重构中国的产权市场体系，形成三个层面的产权交易统一市场：
一为基层交易所：在地区或地级市范围的适宜地方设立基层产权交易所。负责本区城内各类产权的流转交易。
二为大区交易所：在大经济区域的发达城市设立大区产权交易中心。如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分别设立以本区域各地级产权交易所为主要基础的产权交易中心。主要承担本区域为主的重大产权交易事务。
三为全国协调机构：建立全国性产权市场行业协会。所有产权交易所均为会员。负责制订行业规则，实行行业自律监管，协调指导会员事务，沟通全行业各类信息。
四、上海产权市场发展思路
在全国产权市场发展中，上海已经具备以下优势：
一是市场影响力量大。上海已经牵头建立起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所正将触角伸到国内许多大城市和国外，两者合成后的扩张、影响力更大；
二是交易量大而且增势快速，产交所和技交所的年成交量均已过千亿，近年增速超过40%，使交易所积累了提升发展的一定实力；
三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成为外资登陆大陆实施国际并购的首选地，上海规范、安全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由此进入国内产权市场。
四是国家对上海发挥中心城市功能，服务与带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寄予厚望，对上海产权市场进一步优化发展、带动全国产权市场规范发展寄予厚望。上海产权市场相关方面应当趋势而上，为全国市场发展多作贡献。
为此，上海应当采取相应的发展思路：
1、尽快落实市府既定的将本市产权交易所、技术产权交易所、技术交易中心“三合一”建立统一的上海产权交易所的重组方案，高标准地建设现代化的产权交易所和交易市场体系，努力使上海具备与“四个中心”、与资本市场中心之一相称的先进的产权要素交易市场；
2、大胆创新、规范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上海产权市场成为国内交易成本较低、服务质量最优的市场中心。吸收更多的产权交易尤其是大宗、跨国并购业务在上海市场付诸实施；
3、继续改善与强化同兄弟地区交易机构的合作关系，特别要以互惠互利的市场手段促进长三角地区交易市场一体化进程，要投入更多资源在此进程中发挥促进、服务、带动功能；
4、积极扩大产权市场的对外开放。积极慎重地扩大同外国资本市场的联系与合作，逐步扩大引起外资产权交易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市场活动，鼓励中外合资建立产权咨询、投资、管理等中介组织，放大产权市场的辐射面；
5、积极主动地参与并推进全国产权市场的基础建设。包括法规制定、管理体系设定、发展规划研究等等。
6、上海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负有重大使命的大城市，应当站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发展观的高度，从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出发，从推进全国尽快建立统一、高效的产权市场体系出发，统一思想，抓紧工作，集思广益，制定切实可行的产权市场发展战略规划，以指导上海建立国内市场中心的全部工作。
（郑韶）
诚信建设首先是政府行为
近年来，诚信缺失及其严重后果，正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我们对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阳的一场大火应该记忆犹新。在那常大火的灭火过程中，楼体突然倒塌，20名消防队员殉难身亡。现已查明：坍塌的衡州大厦从工程立项、设计、施工、监理、验收、一直到大楼使用，没有一项是合格的；图纸私自设计且任意修改；施工时随意增加建筑面积；通过编造虚假合同和许可证补办手续；没有组织验收便投入使用等等，不言而喻，这是一项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这类欺诈行为当然不只限于建筑行业，据有关报道，金华火腿制作时为了不被虫蛀用敌敌畏浸泡，为了让猪减肥在猪饲料中加瘦肉精，更有甚者用死的鸡鸭做熟食出售，用饭店吃剩的鱼肉加工后再上市。肉食品不安全，水果、蔬菜的情况也不见好，据《人民政协报》2003年11月披露，为使草莓长得特别大而喷洒膨大剂，蔬菜则被灌施高毒农药催长催绿，食用油则用有毒原料加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三产业是否好一点呢？也不。有些公司为了上市，串通会计事务所等有关机构联手做假，上市前前景一片光明，上市后业绩一落千丈，使股民大呼上当。另据有关资料，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上述种种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正面临着信用危机。对这些危及国计民生的诚信缺失问题，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行业应自律，而政府的监管责任更是责无旁贷。
去年春季，我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抗击SARS的特殊考验，在最紧要的关头，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于4月20日作了重要讲话，从此，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果断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态发布真实信息，很快稳定了民心，遏制了疫情在全国蔓延的凶猛势头。这场考验考验警示我们：越是在紧要关头政府越是要讲诚信，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值得骄傲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府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为国家争了光，在民意调查中被列为最有公信度的政府。
社会信用体系一般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大块，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重心和“基石”，是建立真正的企业、个人信用的主要前提。政府信用，就是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评价，上海市政府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表现出色，但并不等于市政府的诚信已尽善尽美，譬如市政府的职能转变，曾经宣布有百分之多少的审批项目已与百姓的感觉有很大反差，仔细探究，发现一些涉及收费的项目大多被保留了下来，被取消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或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的；另外，有些项目看上去是不再审批了被取消，但被委托给一些行业协会去审批了，而这些行业协会的领导多由原相关委办局的领导担任，这使政府的诚信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细胞。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但目前的现状令人忧虑。2003年11月，《羊城晚报》载文《科学家信用缺失让人揪心》，文中引用科技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的话说：“现在我收到的举报信，有三分之二是反映专家腐败的！”这位组长还说：“中科院不久前为什么宣布加强院士道德建设？这不是空穴来风！”这确实是又一令人堪忧的现象。又如，一些专家在直接参与国家科技计划评审、咨询等评价工作期间的失信行为，同样令人痛心。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专家已不再坚持客观、公正和科学严谨的操守——对利益或学术观点冲突的项目不公正评价者有之；违规提前透露评审结果者有之；泄密或侵占被评对象关键技术资料者有之；经不住聘其为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的诱惑而对特定对象给予种种照顾者有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校长、导师如此，上行下效，学生的不讲诚信也就难免了。据悉，目前全国学生贷款逾期不还的比例约为10％，远远高于一般比例仅为1‰的居民贷款，其中，学生贷款逾期不还比例最高的学校，记录竟达80％。向贫困学生贷款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现在银行因不堪坏账重负而难以为继，态度变得
“冷漠”，使新入学的大学生因此难以从银行贷款。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栋梁，如此高的失信比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这一信号警示我们，教育必须加大诚信教育的力度。对此，主管教育的政府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去年上海“两会”期间，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有位政协委员举例说，他曾在美国打了一场很难打的官司，结果是赢了，原因之一是他指证了对方的一个伪证，美国法官认为有伪证就说明无信用可言，就该判输。又如在德国，无论公共汽车还是地铁站，都无人检票，人人自觉买票，一旦被查到逃票，就会被记入个人信用档案，成为终身污点。据报载，有一位中国留德学生，学业优良，因为两次逃票记录在案，造成在德国求职无门，屡次应聘遭拒。类似例子在美国也有所闻，不过不是逃票，而是开车违章。对乘车逃票、开车违章之类的惩处是如此之严，对犯法、违法、信贷信用不良的惩治就更为严厉了。在诚信监督体系完善的国家，个人信用就是一张社会通行证，信用度越高，在社会上受益越多；信用缺失就会处处受阻，寸步难行。这正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建立的社会诚信体系或制度。使人人重视自身的信用，视信用为生命。
再有，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从内容来看，它至少包括征信数据的开放和信用征信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的立法和执法、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信用管理的教育、宣传和研究等多方面；从涉及的部门来看，根据现行体制，参加信用管理体系的部门至少包括银行、工商、海关、公安、法院、统计、信用产业、商业、税务、市政（水、电、煤、电讯、有线电视）等10多个部门。要领导或协调上述众多部门非政府莫属。所以，可以这样认为，诚信建设首先是政府行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除政府以外的部门或个人就可以无所作为，就没有责任，而是强调政府在诚信体系建设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信用管理的权威机构——上海市信用管理局。
目前上海已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我们认为，“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难以承担诚信体系建设的重任，而信用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1、信用法规建设。制定和完善地方信用法规（政府规章）；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应法规和条例；
2、制定诚信体系建设相关业务的技术规范、标准等；
3、统一管理各类信用中介服务公司、联合征信评价公司，负责全市统一征信体系的建设规划和运营规则，包括建立监管信用中介公司的主要业务,如：企业、个人信用档案、信用信息数据库、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等；
4、制定本市信用产业发展战略；
5、推动和协调本市诚信教育、宣传、培训和科研工作。
二、做大做强信用产业，立足上海服务全国。
上海已提出了“社会诚信建设的总体方案”，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方案”已看到了是有一个市场，但尚嫌不足的是看不出想把这个市场做大、把相关产业做强的思路和雄心壮志。信用产业是一个潜在的大产业，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之一的过程中，将会成为全国的人才高地和人才交流中心，四个中心加人才中心，使上海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信用产业的全国中心，成为上海的又一个支柱产业。这一产业一旦形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效益，更在于它将营造上海的诚信环境，使上海成为全国最讲诚信的城市、市场成本合理的城市。
三、标本兼治重在育人。
“社会诚信建设的总体方案”的另一个不足，是忽视了教育与诚信的关系，有重标轻本之嫌。建设诚信体系的最终目标是育人。育人应从小抓起，一以贯之。首先要进行教育改革，从课程设置开始重视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其次是诚信教育应从幼儿园抓起，从小学开始建立诚信档案，恢复五十年代如实书写品德评语的传统，杜绝虚假；第三是建立完善个人的终生诚信档案，惩戒失信行为，形成社会共识，重铸中华民族讲诚信重礼仪的辉煌。
（冯德康）
集体提案：
申博后上海高等教育发展建议
上海申博的成功，将对上海的城市面貌、对上海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将给上海高等教育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上海已经确立了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发展目标，上海高等教育要为四个中心服务，为四个中心的建成提供人才支持。目前，上海人才资源不容乐观，突出表现为“三低”：本科以上学历占人口比例偏低，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偏低，人均受教育年限偏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从其地理位置看，与东京、汉城、北京、香港和新加坡等五城市共同构成一个连接太平洋西岸，以教育中心为功能的城市带。这个城市带将发挥中心和枢纽的作用，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创新支持。申博成功无疑给上海的发展带来很大机遇，但也带来挑战。就现状来看，上海高等教育发展尚不如其他五大城市，无论从基数、层次、结构还是从功能等方面都与国际性大城市有不小差距。
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不仅仅是建设一个会展中心和构建一个商业消费城市，更需要把上海的城市精神继承与发扬。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已经是东亚经济发展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万商云集，内外开放，是一个横贯东西、纵通南北的枢纽城市。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城市居民中，80%以上来自于全国及世界各地，城市里充满着一种积极、竟争、宽容、创业、创新的精神，这是上海城市的独具魅力。然而，历史风采已属过去，对上海明天的描绘，则在今天，今天的上海应该成为创业家的乐园。教育是为明天服务的，是为培养未来所需人才服务的，如何使上海城市发展精神一脉相承，则需要通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人的素质来实现。而“科教兴市”战略，其基础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城市市民素质的提升，这也给新世纪的上海高等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
对申博后的上海高等教育应做些什么，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改善其结构：①实现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5年达50%的目标；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使研究生、本科生与专科生的比例达到16：52：32；③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创办民办二级学院，发展高职教育；④建立各类社区学院。
2、加强复合型、高技能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3、加快专业调整，注重综合类人才的培养：①制定全市性学科专业宏观发展规划；②建立学科专业创新体系，包括重点、特色、复合交叉和新学科；③建立学科前沿信息跟踪与超越系统；④建立学科专业产学研联合发展系统。
4、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①继续扩大上海对长三角和全国的开放，通过异地办学、联合办学、教师交流、学分互认等形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合作与共享；②打破国界，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合资和外资独资办学模式吸引世界人才，实现人才质与量飞跃；③进一步扩大留学生教育，开发开放上海名牌高校和优质课程资源，树立上海高校的国际地位。
5、适应世博会要求，提升相关专业人才层次：世博会对上海高教的直接影响是如何在7年内培养出世博会所需要的一大批各行各业人才，不仅仅是会展业，还包括旅游、经济、商贸、餐饮、城市规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
（唐安国）
加强上海社区学院的建设的建议
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经历不同的制度、模式和实践，最终都形成终身教育的理念。上海社区学院已经逐步成为社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探索成职教渗透、推动高教普及化、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完善成人教育网络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有了新的突破。对推动上海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社区学院试办近10年，成绩不小，到2000年，经市政府批准试办的社区学院已达8所。它们是：金山社区学院、长宁社区学院、南市大同学院、闸北社区学院（后改为行健职业技术学院）、宝山行知学院、杨浦同济学院、静安社区学院和普陀社区学院。这些区的社区学院基本上是以区业余大学为主体组建的。此外，还有四所尚未组建成社区学院的区业余大学：徐汇区业余大学、黄浦区业余大学、卢湾区业余大学和虹口区业余大学，它们也都在积极筹组社区学院。
上海在试办社区学院中，在体制、机制、投资和定位、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明显的特色：如办学体制有所突破；运行机制比较灵活；投资结构多元化；教育功能多样化等等。但社区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有：1、传统、陈旧的教育思想观念的束缚。人们普遍还没有跳出“精英教育”的桎梏，专注于传统的办学模式，用高校的模式去“规范”它、要求它，严重制约了它的发展。2、对社区学院的性质、定位与功能认识不清楚，8所试办的社区学院没有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的资格，仍用原有的名义和渠道招生。长期试办动摇了社区学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增添了学生的困惑，给社会的感觉是社区学院不可靠。3、办学体制的约束也是一大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上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要正确定位、各就各位。上海高等院校可分成三类：国家级重点院校应是研究—教学型的，要搞好研究生和本科教育，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主；一般本科院校以本科教育为主，培养工程型、设计型人才；专科和高职院校要搞好专科教育，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三类学校层次不同，各自要正确定位、各就各位，少做或不做跨层次的教育工作。社区学院作为专科层次的高校要体现就近方便、收费低廉和“低门槛”直至“零门槛”入学的特色，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留得下、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它应当而且可以为高教大众化、普及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2、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建议设立市一级的终身教育委员会或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对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理顺各方关系，组织全社会力量共同建设。社区学院要立足社区、面向社区、服务社区，把为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素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生活质量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社区学院的立身之本。当前，在社区教育工作中，尤其要理顺党委宣传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社区学院和街道社区学校之间的关系，让社区学院真正在社区教育中发挥教育、教学指导和服务作用。要认识到，社区学院是沟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最佳途径，是建设学习型社区的最佳载体。
3、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社区学院“准入”制度，创造社区学院发展的法制环境。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尽快制定社区学院的设置规定，从宏观上指导和规范社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保证依法治教。同时，从微观上可以制订一些公共课、基础课的课程标准，保证社区学院的教学质量。
4、社区学院要坚持政府主办、社会参与的办学体制。社区学院要让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享受低成本的高等教育，要承担许多政府培训项目，要实施主要是公益性的社区教育活动，一定要坚持政府主办、社会各方参与的办学体制和投资机制。要明确，区一级政府也要发展高等教育——社区性的高等教育。
5、社区学院要形成网络化、集团化的教育结构。一是形成以各区社区学院为结点的上海城市大学（城市学院）网络，建议建立上海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总校，各区社区学院为其分校。总校与分校之间无行政隶属关系，总校是组织、指导、协调机构，各分校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理分工、专业共建、学分互认形成办学集团。二是形成以社区学院为中心、以街道社区学校为结点的社区教育网络。社区学院可以是社区教育的指导中心、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社区教育通过社区学校向街道、居委会、楼组、家庭和社区单位延伸、拓展。三是社区学院可以作为上海远程教育网络在各区的结点，又是区远程教育网络的中心网站。目前，各区社区学院和业余大学已经是上海电视大学的分校，远程教育网络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应充分利用和发展。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育技术，实现“课程上网、课堂到家”，这是社区学院实施“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终身教育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6、要加强普通高校对社区学院建设的支持。要从上海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包括布局和学科调整）的全局通盘考虑社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采取各种方法（资源、人力、经验）加强对社区学院的支持与扶持，这是提高社区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并在未来实现转学教育的必要措施。
7、社区学院要走体制、机制、投资和学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之路。走不同于传统学校和传统教育的改革创新之路。
8、社区学院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必须从教育本质的两重性这个高度更新教育理念，认真进行社区学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投资渠道的改革，决不能走计划经济条件下搞教育的老路。实行完全学分制，弹性学制，建立以课程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和与之相配套的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教育教学评价体系、评价方法。这是社区学院的特色所在。学分制的精髓是选修权——一定程度上允许学生选择自己认为必要且感兴趣的课程，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社区学院整合各类教育，开设“教育超市”的必然选择。
9、加强社区学院的理论研究和队伍建设。加强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社区学院理论研究，学习国内外社区学院的经验，建立社区学院协作组织，创办研究刊物。尽快培育一支素质好、热情高、勇于探索、乐于奉献而又熟悉社区学院运行实践、发展规律的专门队伍是当务之急。树立典型，尽快建设一些示范性的社区学院，它们应当是富有社区特色，水平较高的样板。通过评估并与普通高校合作，选择办学优良者实施本科转学教育。
（孔祥羽）
加强上海电网安全建设 建立健全电力应急机制
2003年8月后，国际上连续发生大面积区域的停电事故，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引起世界的震惊，一时，电网安全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反观国内华东电网和上海市网，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用电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负荷高起，供电紧张，在迎峰度夏时，曾先后通过实施部分限电、紧急拉电、停止非重点市政建设项目用电、关闭部分景观照明和其他调荷节电措施，基本满足了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然而负面效应也有不少，如调荷限电和紧急拉电使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又如部分外资企业因此产生恐惧心理，影响其投资的积极性等。有资料显示，上海和华东地区将成为2004年国内电力缺口最大的地区，可能分别达？00万千瓦和1600万千瓦，“迎峰渡冬”被首次提出。市政府特就此作了专门研究，作出了七个方面的应对安排。
根据国内外电力短缺和电网安全事故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第一，加强和完善负荷预测、电源规划、电网结构建设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是最根本的措施。对这一点，有关部门已予高度重视，但由于其进程较长，远水难救近火，故“短平快”的措施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无论采用何种技术安全措施，突发事件停电事故的完全避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和健全电力应急处理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用电安全与否关系重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风险的能力。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1、鉴于“黑启动”能力和供电恢复时间是检验一个城市电网应急机制的重要指标，而市内电厂大多不具备这一启动能力、或原设计有黑启动能力但实际不具备的状况，建议市内应有两个或以上经检验具黑启动能力的电厂，可考虑备用一定数量具有快速“黑启动”能力的单循环燃气轮机发电机组，这些机组可作为调峰或紧急备用电源使用。据国外经验，“黑启动”机组必须经过专项审核（包括机组、电网、负荷各个方面）和必要的摸拟试验，才能投用。
2、切实加强分布式电源系统、尤其是具有冷热电三联供功能的分布式电源系统的研究和建设。这种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空调和采暖负荷所造成的巨大负荷峰值，同时也可以减少输电网和配电网的压力，减少电能的网损，一旦发生电网大解体事故，这种系统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关键用户的电力供应。鉴于从西部输入的天然气已开始供气，建议结合上海大型企业和设施的建设和天然气管道的规划，在部分地区开展这方面的试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广使用。
3、尽快出台《用户安全等级制度》，以此作为拉闸限电程序预案的依据。具体实施可先从重要用户开始，具体安全等级的评定可采用由政府评定、用户自行申报并与经济挂钩相结合的办法，凡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秩序或社会稳定的用电户由政府评定，企事业单位用户则由其自行申报与经济挂钩，凡提高安全等级的均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4、建立市场化的有效配制电力资源的机制。在缺电的情况下，在满足政府指定项目之后，可参照招投标的形式，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电量，并逐步扩大市场化的份额。在限电时，也应逐步采取市场化形式，尽早着手研究具体操作办法并予以实施。
5、建立社会系统工程，提高政府应对电网突发事件的能力。主要是：构建市府领导下的电网安全和指挥应急救援机制；构建以电力系统为主、社会各方参与的网络体系；关键单位建立应急机制，明确其相应责任；确保有关信息畅通，规范、细化沟通的具体环节，以避免美、加等国大停电信息传递迟缓1个多小时而致停电范围扩大的后果；加强有关法规条款的协调工作，避免因条款不一致而使力量抵消；细化保安、救援、安民、交通、保险的具体措施，使整个社会纳入电力应急机制的综合系统中。
6、建立“电力听证会制度”，加快电力管理体制、电力监管体系的运作步伐。现国家电监会、华东电网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不久上海电网公司也将成立，电监会华东分会也在组建当中。所谓“电力听证会制度”，包括“事故调查听证会”，“缺电应对听证会”等等，视听证事项类别，分别由人大、政府、电监会或电网公司主持；参加人员可包括行风评议监督员、用户代表和涉及听证事项的各方代表，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吴大器）
推进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进程的建议
当前，信息化正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信息化建设对于上海全面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提高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使之早日成为“四个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则是社会经济信息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市民生活信息化依托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让个人在信息时代可以更加灵活、便捷地接受信息、处理信息、交流信息，成为信息的驾驭者，提高学习、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的品质。市民生活信息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风格，代表了现代、高效、优雅、不断创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信息化包括：1、数字娱乐；2、数字理财；3、数字购物；4、数字学习；5、数字家居；6、数字通信；7、数字工作；8、数字小区。
上海在数字生活化（家庭信息化）方面，虽然已经开展了“家庭上网工程”、社区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但是纵观当前上海家庭生活的信息化进程，还存在着零散、局部、不规范等现象。究其原因，一是没有统一的规范与推动，二是仅仅将家庭信息化局限地理解为上网，对家庭生活其他方面（如居住、消费等）的信息化关注较少，在推动信息技术全面进入家庭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因此，上海在市民生活信息化方面与全国相比，超前或有特色的并不多。上海要在社会经济信息化建设方面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必须做好市民生活信息化这篇文章。
市民生活信息化对社会经济信息化具有催化和优化作用，它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它的发展将为信息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产生巨大商机，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拉动力。上海率先实现市民生活信息化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从内部优势看，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科研、产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资源优势；从外部条件看，上海信息产品的市场潜力巨大，数年后，上海信息化将达到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平均水平。尤其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给推进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21世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和明天，如果将“让生活更美好”仅仅理解为城市的天更蓝、水更清、交通更方便、人均居住面积更大，是十分狭隘的，甚至是有害的。在21世纪到来的10年之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有相当大的科技含量，而信息化则是综合当代多种科技成果，成为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为此，我们建议，把城市信息化，特别是家庭生活信息化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核心内容，从各方面加快推进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进程。具体如下：
1、对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进行系统规划。市民生活信息化包含的内容很多，而2010年的时点又是一个既定的时间，所以需要政府部门以倒计时的方式把市民生活信息化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规划，这样才能健康有序地推进，以免延误时机。
2、从孩子抓起。现在的学龄儿童，正是10年以后社会多领域的新生力量。因此，从小学开始实施数字化、信息化计划，将影响未来上海信息化的水平和质量。在这方面，政府要舍得投资。比如，在课程安排上，除了电脑课程以外，各门功课都要让学生学会到网上查资料，在网上进行交流，甚至可以让学生在网上做作业，教师在网上批改作业。作业的数字化、电子化会影响学生一辈子的生活方式。
3、大力发展网络建设，大幅度降低上网费用。目前，上海宽带网建设速度虽然发展很快，但网速仍有待提高。上海甚至可以超前考虑电网上网与无线上网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使用，以使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有一个优良的技术平台。同时，目前每月百元以上的上网费用还是太贵，导致使用宽带上网的不到上海居民家庭的50％。如果上网费用能降到每月30—50元，则上海上网户数可能会接近美国水平，有80％以上的家庭都能够承受。实际上，上网费用的降低，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内容增加，进而使服务费收入增加来弥补。当然，在发展初期，政府也应该补贴一块。
4、减免电子商务税收，大力发展B to
C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与网络银行是市民生活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市民经济信息化与国民生活信息化的纽带。上海要大力扶持B to
C电子商务企业。目前，96858等电子企业销售的日用产品价格要高于超市，这是此类企业不能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要大力扶持。一是要加快建立覆盖全市的网络化社会物流配送系统，这可以和超市的发展结合起来，大大降低送货成本；二是要在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初期给予税收优惠与贴息政策，鼓励这一类企业做大做强。
5、抓住国民经济信息化系统建设的要害，重点发展网上医疗保健、网络可视通讯、网上教育工程和网上娱乐（比如上海的数字电视一定要超前发展）。要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相结合，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小区重点突破，争取在3年内建成若干个市民生活信息化的示范小区，以逐步推进上海市民生活信息化的建设进程。
（王欣欣）
以世博会为契机，推动会展保险的发展
这几年，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展业在上海悄然兴起。申博的成功，则更为它的腾飞装上了“引擎”。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2002年共举办各类会展320个，其中展览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国际展有30多个。而2003年，上海从年初就将连绵不断的会展“排片表”排到了年底，其中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会展有41个，超过5万平方米的特大型会展有8个。面对如此形势，我们认为上海保险业已出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即“会展保险”。
会展保险可开发的险种很多：
1、展品保险
由于展品不同于普通财产。有的展品是珍品或孤品，价值连城；有的展品的价值有时效性，会展期间的价值与会展结束后的价值不同。因此，若能开发出符合展品特点的展品保险，广大参展商肯定会欢迎。展品保险属于特种财产保险，其保险金额宜采用定值保险的方式来确定，而其保险期限通常就是展览期限。另外，在保险合同条款的设计中，应适当减少附合性条款，同时增加协商性条款的比例，以适应不同展品的个性化保险需求。
2、观展客意外伤害保险
现代会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观展客的参与性。观展客在参观展览时，不光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且往往还要亲自动手操作展品，以全方位地感受观展的效果。然而，这样做的负面效应就是有可能在操作过程中遭到意外伤害。因此，我们认为可设计出一种观展客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一种特种意外伤害保险，主要承保观展游客在操作展品时，因意外事故而遭到的人身伤害。由于其保险期限一般较短，所以保险费也会较低，这样，可由广大游客在购买参观票时自愿选购。
3、策展人责任保险
会展运作的先进模式——策展人制度已在我国开始试行（如：2002上海双年展）。相信不久，策展将成为我国又一新的职业。然而，正像律师、设计师等职业一样，策展人的活动过程中也包含着风险，他们工作中的失误，会给参展商及其他相关方带来经济损失。因此我们认为，策展人责任保险将能成为职业责任保险中的又一新成员。
4、会展设备安装与拆卸工程保险
随着会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展设备的安装越来越复杂，其安装过程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但会展设备的安装与一般大型设备的安装有较大区别，它的工期较短，而且不久就要拆卸，其拆卸过程同样也包含风险。因此，我们觉得可以借鉴普通安装工程保险的形式，设计出一个会展设备安装与拆卸工程保险，在一份保险合同中，同时承保会展设备的安装与拆卸。从而使办展方的安装会展设备过程和拆卸会展设备过程同时得到保障。
5、会展融资信用保险
办会展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需要先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会展的规模越大，投入的资金将越多，因此，会展融资今后将越来越普遍。然而，会展融资的信用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今后会展的数量越多，办会展的单位越复杂，则会展融资的信用风险就会进一步显现。所以我们认为，开办会展融资信用保险，将能为会展业的蓬勃发展助一臂之力。
为使会展保险能健康、顺利地发展，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1、保险监管机构应大力支持
目前，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会展保险的发展对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增加，能起到较大作用。保险监管机构应在会展保险各险种条款的拟定、费率的厘订以及险种的推广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指导和大力的支持。
2、保险业须加强宣传力度
一个新的保险产品，在投放市场的前期都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会展保险的推广也是如此。所以保险行业协会和有关保险公司可边开发边推广，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体），加强宣传的力度，使广大办展商和观展客都知晓会展保险的内容，增强会展保险的意识，从而与保险商共同做大这块“蛋糕”。
3、财产保险公司要唱主角
新修订的《保险法》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这样，会展保险的所有险种均可由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因此，若以财产保险公司为主开展经营活动，就可以对会展承办者及相关方进行全方位的展业，以降低展业成本，并提高展业的成功率。当然，人寿保险公司也可以单独经营观展客意外伤害保险等险种。
4、保险经纪公司可积极参与
会展保险由于其险种的多样性和客户的复杂性，其保险需求将非常个性化。这种情况最适合保险经纪公司操作。保险经纪公司可针对具体的办展商，为他们设计最恰当的保险组合方案，并可担任他们的风险管理顾问。
总之，会展保险作为一个新的业务增长领域，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关心和扶持。上海世博局的成立，标志着上海筹办世博会已进入了实质性起动阶段。同时，市政府也正以此为契机，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国际观光与会展中心。为此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会展保险定能乘势而上，同世博会形成“双赢”。
（曾鸣）
关于尽快兴建长江口“眉毛沙”水库
确保深水港、海港新城建后用水
洋山深水港和上海海港新城的兴建，是将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及亚太地区航运中心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上海加快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深水港、城濒临东海，受海水入侵影响较大，建成后淡水供给有可能成为发展的瓶颈。据规划预计，洋山港和上海海港新城建成后每天生产和生活用淡水需求将达上百万立方米，是目前全市淡水用量六分之一以上。而我市用水目前主要依靠黄浦江取水，由于黄浦江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黄浦江的水资源利用已濒临极限，可增加的取水量有限，而且，还存在一系列的流域水环境问题有待解决。这就是说，深水港、城的用水不能依赖现有的水源。
另外，洋山深水港和上海海港新城濒临东海，受海水入侵影响较大，除了从黄浦江水源地分水之外，附近唯一可利用的水源就是长江径流。但由于长江河口受潮汐影响很大，难于直接取用长江径流，特别在枯水季节，长江口水的盐度偏高，不能满足用水需求。
长江河口是一个正在发育中的河口，其不仅水面宽广，而且沙洲众多，蓄水是其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之一。在东起南汇书院乡岸滩之外4公里、西至浦东国际机场边滩之外1公里处有一个狭长的沙洲，即“眉毛沙”，淤积高度现已超过0米，在长江岸滩与眉毛沙之间有沿岸流冲刷而成的潮沟。如果利用这一地理特征，在长江口南岸的“眉毛沙”兴建一个大型的蓄水库，估计蓄水量可达3亿立方米以上，足以解决深水港、城的用水需求。
由于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利用河口沙洲建造大型蓄水库，不存在工程技术上的问题，建成后的蓄水库还有造价相对低、库容量大、安全性强的特点。但由于该区域沿岸还有三甲港排污口和老港垃圾堆场，在建水库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排污口外移和垃圾堆场处置等配套工程），会增加一些额外的费用。
如果在海港新城附近建平源蓄水库，一方面这将占用大片土地，这对陆域面积相对较小、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上海来说将增加土地利用的压力；另一方面建平原蓄水库造成的移民也将影响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还有，历史证明大型平原蓄水库具有容量小，安全隐患大的弊端。
该蓄水库建成后除解决深水港城的用水需求之外，还有如下好处：
缓解海水对长江口南岸入侵；有利于南汇边滩新围垦区土地的脱盐淡化；有利于“眉毛沙”北侧湿地的进一步发育；有利于长江口南支南槽的束窄，从而有利于长江口南槽航道的整治；有利于长江河口的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进一步发挥长江河口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由此可见，兴建“眉毛沙”大型蓄水库是一举多得、利大于弊、利国利民之大好事，建议有关方面进一步认证确认，并尽快立项兴建，确保深水港、海港新城建后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陆健健）
对上海城市绿化建设发展的建议
近年来，上海园林绿化建设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的改观，如市区人均绿地面积已从1997年的2.41平米提高到2002年的7.60平米，绿化覆盖率从13.8%提高30%，绿地率从14.98%提高到27.8%，去年，兴建了世纪公园、延中绿地、黄兴公园，环城绿带等一大批绿化项目。这些，对提升上海的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缓解市中心“热岛效应”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如与世界发达城市相比，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六大指标中最弱的一项还是生态环境，绿化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现状，最终实现生态城市目标的主要途径，仍须在这方面兼容并蓄，吸收国内外各种好的做法，使上海绿化建设更上层楼。
按此要求，作为一种探索，我们认为：上海绿化建设拟改进之处，主要有：1、“楔型绿地”发展不快；森林覆盖率偏低，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型森林组团和生态廊道。2、绿、林地近自然化程度不高，建成区外来、园艺树种比例过大，乡土树种比例偏低；郊区森林建设过于人工化、园林化，少近自然森林；“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理念体现不够，绿地生态化程度不高。3、绿地民族化、人性化程度有待提高，在引进国外设计理念时，对民族性重视不够；绿地缺少“亲绿性”，人们难以肢体亲近绿地；绿地园路不遮荫，缺少人性化设施。4、绿、林地林型单一种植养护体系有待
完善，如结构配置不合理，“乔灌草藤”结合不充分；大色块修剪类植物和意杨大面积种植，造成病虫害严重，而农药等使用又带来二次污染；养护技术未能跟上目前的绿、林地种植模式。
我们对上海绿化建设发展的建议，主要是：
1、以多种途径完善城市绿化系统建设规划，加强实施力度，提高绿化建设水平：在建成区，多手段提高“绿量”和“绿质”；在环中心城区，加快建设以人工森林为主的大型“楔型绿地”；在郊区，加快建设沿道路、河流、环城、环工业区林带和多功能生态片林；对老港等垃圾填埋场，在无害化治理后，进行植被恢复和复垦。
2、提倡乡土树种资源的利用，建设高生物量、高多样性、高生态效应、少管护型的近自然森林：多用适合上海自然条件的乡土树种，加强对其繁殖、利用、保护的力度，少用或不用未经抗冻试验的南方植物；城市绿、林地，尤其在郊县区应以生态效应为主，兼顾景观效应，在建近自然森林时，宜采用乡土树种和景观树种相结合的模式；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理念，多用蜜源和鸟嗜植物种类，少用化学药剂，保护生物天敌；意杨等易发生病虫害的树种不宜提倡，并对已种植林段进行改造，宜在意杨下种植乡土树种；多用幼苗和大苗，减少大规格、特别是进入衰老期树木的引进；近自然组合式混生草地是值得推广的配置手段，改单一品种为兼容乡土草本做法，减少化学药剂使用。
3、绿地规划设计与建设要努力体现民族化、人性化和公平性的特点：引进国外设计理念时，必须结合本土实际，体现民族文化风格；提高绿地的“亲绿性”，如为人们提供进行日光浴的疏林草地和森林浴的林间小道，提供夏可遮荫、冬少“寒感”的人性化设施等；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努力为尽可能多的市民提供良好的绿化环境。
4、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种植养护体系：林、绿地管理提倡近自然管理模式；发挥绿、林地的科普宣传和环境教育基地功能，通过挂牌方式，使市民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同时，对养护管理部门起到监督作用。
（达良俊）
优化上海社会募捐机制的建议
社会募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自我均衡发展机制，在当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民财富迅速增加和社会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的情况下，社会募捐通过诱导和刺激高收入群体按照自己的意愿捐献部分所得，用于扶困助弱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起到调节社会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通过动员和募集社会资源，可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发挥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不仅需要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也需要社会互助的发展，因此，社会募捐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社会募捐为捐赠方提供了回报社会、奉献爱心的渠道，也使受助者感受到社会关爱和人间真情，是鼓励人们追求道德境界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机制。不但在物质分配领域发挥着促进公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更是促进精神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对于提升城市精神尤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上海社会募捐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目前尚处起步阶段，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慈善基金组织先后成立。2002年全市有注册登记基金会57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有影响的组织。不少基金组织借鉴国外模式，在初创时期，就建立了明确的章程和制度，创造出自己的品牌效应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度。随着公益基金组织服务领域和对象的不断扩大，除传统生活困难外，已延伸到社会福利、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外省市救灾救贫、儿童受教育权利等也成关注重点，服务形式也渐趋多样化，从单一提供款物资助到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投建希望小学、孤残儿童寄养等。
上海慈善基金组织在近年取得的显著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与发达国家和香港地区社会募捐量大面广的现状和规范运作机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1、税收激励机制不到位，一是对企业捐赠公益事业的税前列支为3%，远低于美国10%和香港17%，二是缺乏对个人捐赠的有效激励措施；2、缺乏统一的政府管理，多头募捐问题突出，令企业感到压力大，影响捐赠热情，而基金组织亦
多募捐难度加大；3、现有慈善基金组织大部分是在政府或准政府部门扶持下建立的，过多依赖行政资源，自身发展能力不足；4、社会募捐法制建设滞后缺位，不足以全面规范和引导募捐活动，部分慈善组织没有透明的捐赠款物管理制度，使用随意性大，造成风险和损失。
上海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经为社会募捐事业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如迅速发展的企业和人均收入提高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管理网络化和民间组织发展环境的改善为其提供了良好制度空间；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国际化程度提高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后发优势等等。为优化社会募捐机制，促进本市社会募捐事业的发展，我们建议：
1、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理顺政府管理体制。实行由民政行政部门主管、业务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使社会募捐的各种信息由民政部门整合调控，同时，制定社会募捐活动具体管理规则和政策规定，使之纳入规范的轨道。
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强化政府对社会募捐的管理职能。一是建立申报制度，凡大型社会募捐活动，事前须制定具体方案，并向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许可方能进行社会募捐活动；二是建立完善监督制度，社会募捐组织须将全年募捐资金及使用资金的详细报表送民政部门，接受审计、评估和监督，并向社会公布，引导捐赠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机构；三是建立明确的支出规范，民政部门要制定募捐组织帮困开支标准，贯彻少募捐少使用，多募捐多使用原则；四是建立专门的票据制度，由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统一收据发票，企业和个人凭募捐收据，实行税收抵免优惠政策；五是严格注册登记管理，对募捐组织注册设置一定条件，如各类专业人员须达一定数量等，以确保募捐组织的健康发展。
3、用足、用好和进一步扩充社会募捐鼓励政策。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使企业募捐可在税前列支3%的政策家喻户晓；二是调整提高税前列支比例，从3%提高到5—10%；三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研究有关个人捐赠的政策，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的减免等，鼓励富豪通过设立个人基金会等回报社会。
4、开展社会募捐地方立法。在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先行制定本市促进社会募捐事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化立法调研，尽快制定《上海市社会募捐管理条例》。
（周少云）
关于社区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随着住宅小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出现了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新的管理机构，加上原有的居民委员会，形成三驾马车式的社区管理新模式，把社会管理纳入了社会化物业管理的轨道。但由于缺乏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各机构的相互关系尚未理顺，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权责划分不清，监督制约机制不力，在管理上不免出现相互推诿或都不负责的现象，各管理机构彼此间常互相抵触，发生矛盾，社区纠纷不断出现。
如业主委员会作为一个行业，缺乏相应的行业管理制度，立法滞后，以致业主委员会责、权不明，缺乏统一的运作规范和必要的法律监督。在实务中业主违法违章现象时有发生，如违章搭建、欠交或不交管理费；有些业主委员会任意解聘物业公司，擅自挪用维修基金等。又如物业管理公司，它是住宅小区物业的专业管理机构。由于物业管理属于新兴行业且发展速度比较快，没有形成制度化、规模化，物业公司各自为政、职责不明，监督制约机制不力。在实务中物业公司违法违章现象时有发生，如胡乱搭建、违章装修、乱收管理费，甚至一批物业公司行使行政处罚权等。目前物业管理的现状与水平还不能适应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需要，其主要表现在：（一）服务功能不全，服务项目不多；（二）管理、服务不规范，缺乏相应的行业管理制度。此外，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制度、规划等尚不够完善，有的尚处于空白状态。再如居委会是社区组织机构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行使的应是协调、检查和监督的职能。而目前为数不少的居委会却承担了本该由物业公司承担的、可能略有盈利的小区服务工作，如保洁、保安、保绿和车辆管理工作。以上现象的发生，影响了住宅小区的正常管理秩序。
因此，我们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精神，进一步理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完善有关立法，加快对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针对上述社区管理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规范、健全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明确各自地位、职责、权利和义务，实行制约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特别要发挥街道、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
2、大力推广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即居委会党支部牵头，业委会、物业公司、房地办事处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解决社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3、制订与完善关于业委会、物业公司的法律、法规。完善地方性立法，促进全国性立法。建议对1954年颁布制订的《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4、社区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创安工作带动全面发展，安居才能乐业，创建整洁、舒适、良好的环境、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在开展创建安全小区活动中要努力做到：创安与严打整治相结合；创安与创文明相结合；创安与加强基层建设相结合。
5、进一步探索与研究业委会、物业公司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和居委会性质及其三者关系。建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并召开政府有关部门、街道里弄干部、业主代表、物业公司及有关专家学者的研讨会，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彭万林）
加强上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建议
公共卫生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上海市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全国树立了榜样。SARS突发事件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防范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并加大了对公共卫生机构的投入。公共卫生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上海市要适应当今的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除了加大对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设投入外，更重要的还需建立和健全具有上海特点的应急体系；上海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这对于上海市的公共卫生体系将是一个重大挑战。现就加强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公共卫生指挥管理体系建设。公共卫生问题和疾病控制已不限于医疗卫生的范畴，在处理公共卫生和疾病应急事件的过程中，要有政府的领导、部门协调和公众的参与。因此，在上海市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中应该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疾病控制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各委局的领导（卫生、农业、水利、财政、计划、科技、教育、公安、交通、环保、海关等），以确保各部门紧密配合和公众参与。在国家传染病法的基础上，制定上海市相关的公共卫生管理条例，健全监督和执法体系。
2、加强公共卫生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由于公共卫生问题具有突发性、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支撑方面应该有良好的科学性、协作性和先进性，建议在上海范围内建立公共卫生问题专家库（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社会、经济和管理学等）和相应的实验室联网，确保在应急过程中相互合作和联合攻关。
3、加强公共卫生机构运行体系建设。为了便于对突发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统一调配，使信息畅通、工作高效，在公共卫生机构体系的建设上应重视其特殊性。拟在现有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作一些调整：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划归市中心统一管理，进行垂直管理，避免一些人为的干扰，使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在执行应急过程中充分使用权利；同时，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实行全额拨款方式，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取消创收项目，确保队伍稳定和政令通畅。
4、加强公共卫生救治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的救治体系是疾病控制环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拟：加强各医疗机构对一些传染病自我防护教育的认识，以及对传染病报病制度法律性的认识；加强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以及各级医疗机构的传染病房（院）的建设，同时应注意常规时期的合理利用，以免资源浪费；加强医疗器械和应急药品的储备能力。
（郭家钢）
保护上海城市文化遗产的几点建议
上海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已有约710年建城史。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其中包括外滩建筑群、邮政总局大楼等优秀近代建筑。1989年以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分三批公布了398处市级优秀近代建筑。在中心城区，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对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景观都较完整，体现上海地域文化特点的街区，划定了外滩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区、思南路革命史迹保护区、上海古城风貌保护区等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总占地面积超过27平方公里。在市域范围内，还公布了朱家角、南翔、嘉定、松江等四个历史文化名镇，以及大小金山、崇明东滩等自然保护区。
这些文物古迹、历史建筑、风貌街区和文化名镇是上海市重要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集中反映上海城市发展历史、融合东西方地域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构成了上海特有的城市风貌，是上海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城市景观要素。
可是，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的快速推进，城市格局逐渐被打破，历史风貌景观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对法定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也有一些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防止集中体现城市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受到更大的破坏，参照国内外保护文化遗产实践的经验，2002年7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在上海开埠160年之际，2003年6月，陈良宇同志在视察“平改坡”综合改造试点工作时明确指出：在城市规划、改造和建设中，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群众观念……。在城市规划、改造和建设中，增强对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刻不容缓。同年10月中旬，市委市政府再次召开保护历史风貌地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专题研究会，提出了在上海市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制度的要求。
国内外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城市开发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越是现代化，就越会珍视历史。因此，上海要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在切实保护城市遗产，合理利用文化资源，全面维护社区特色，增强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的包容性，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特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意义、保护法规和规划管理的宣传教育，改变媒体对城市变容一边倒的舆论宣传模式（诸如城市长高了、旧貌变新颜、找不到回家的路等等）。教育市民认识到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所形成的优秀近代建筑，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特色塑造中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再利用潜力。中小学课程应增加城市历史、建筑文化和遗产保护等方面知识课。
2、成立拥有决策权的“优秀历史建筑与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委员会”制度。委员会由相关专家、学者、管理人员与社会人士、群众代表组成，由人大任命，五年一届，负责有关城市历史建筑保护与风貌地区保护的规划、监督与决策。并建立与此制度相应的监督机制。
3、以法律手段促成良好的保护机制形成必要而迫切。①由市人民政府设立有关历史建筑和风貌地区保护的专项基金或有关历史名城保护资金投入的相关机制（如按城市建设投入的一定比例或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下设立城市文化遗产基金等），确保每年对已经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建筑以及风貌保护区的资金投入，使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与发达国家接轨。②政府还应设立有关历史保护方面的奖惩制度，对违反保护法规的任何开发建设行为都要重罚，对保护名城作出贡献的人士要给予奖励。
4、注重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积极保护和整体保护。过去对优秀近代建筑和风貌地区的保护方法过于单一，并侧重于规划技术、形态上的要求，而忽视了采用这些优秀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的手段，致使大部分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没有专门的对策，未挖掘出各自特色和历史价值，未能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和生命力。历史文化风貌区正是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思路出发，结合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特点而确定的保护对象，是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内容。应尽快编制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并逐步实施积极的风貌整治和环境改善措施。
5、在调查研究和分区普查的基础上，尽快公布第四、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制定相应的保护技术规定，并积极探索对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各种方式和途径。当前，苏州河与黄浦江两岸产业遗产的调查、保护和再利用工作尤为紧迫。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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