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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
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市府作出了改革创新，突破瓶颈，万马奔腾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战略部署。加快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是党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上海加快自身发展与主动服务全国的重要体现。
所谓现代服务业，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以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现代服务业具有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性、要素的智力密集性、生产的高增值性、供给的多层次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
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按照加快自身发展与主动服务全国的总体要求，紧紧抓住入世和举办世博会的契机，以科教兴市为主战略，以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创新为突破口，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宜重点选择体现城市服务功能、具有上海综合优势以及发展潜力大、智力要素密集、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强的功能型和知识型服务业进行重点突破。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的重要支撑。教育作为具有上海人力资源独特优势的知识型服务业，对确立上海知识服务高地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认为，唯有坚持人才强市战略，才能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预计到2010年教育服务业将实现增加值400亿元以上。近年，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新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上海高等教育在上海现代服务业乃至整个上海经济发展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重要地位。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背景，使上海高等教育的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广远。现在，上海高等教育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兹提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教育培训业，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六点建议：
1、切实落实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上海市政府已经确定，到2010年使上海的高等教育规模达到90万，增加30万，这对于近五年来连续扩招以后的上海高校压力不小。我们认为，一部分大学，如复旦、交大等应相对稳定本科规模，扩大研究生教育；一部分高校，如上海理工、上海大学等应扩大本科教育，减少专科教育；高职高专类学校扩大专科层次的教育；鼓励民办高校扩大招生，并增设十来所院校。努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在全国的招生比例和名额，不仅为上海地区的高教普及化服务，也主动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服务。
2、政府应鼓励各高校形成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办学格局。要突破原有模式、强化各校特点，部属学校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行业特色明显的学校要加强与行业的联系，突出其优势学科的发展，拓展提升其在社会相关行业中的服务范围和质量。同时，要改变单一的、以学校教育、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为主的办学体系；要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坚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投资体制“三维一体”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多层次、多种类、多特色的格局。
3、瞄准现代服务业未来需求，重组学科和专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现代服务业人才。随着上海三二一产业结构的确立和城市功能的转化，高等教育要突破原有的培养体系，在学科、专业结构上进行调整，引导各级各类院校，发展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服务专业教育，积极组织实施服务人才能力培训工程。同时，还要针对不同领域领军人才的特点，制定分类开发计划，在现代服务业各个领域培养一批文化精英、医学权威、金融家、营销大师和解决各类难题的复合型人才。
4、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据统计，去年上海有留学1.7万人，但其中大部分是非学历的语言类培训，学历教育的只有小部分。与北京3万人相比差距巨大，以上海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存量来看，应鼓励高校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尤其是扩大非语言教育领域，争取到2010年境外留学生规模达到7—8万人，其中专科以上学历教育人数达2万人左右。不仅如此，还要使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留下来为世博会以及上海与全世界各地的交流合作服务；同时，上海高校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具备进行国际合作的条件，因此，宜抓住加快发展上海现代化服务业的契机，放大这些优质教育资源存量，扩大开放教育的空间，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加快中外合作办学，促使国际合作办学上新台阶。
5、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上海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宜制定宏观、中长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有重点地扶持各类型的高职院校上水平，出特色；还应鼓励社会民间力量，特别是提高企业参与办高职的积极性，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优惠；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培训市场化，培育职业资格考试和专门能力考核市场。
6、以社区学院为基地，构建多元、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要鼓励各区城镇依据自身的主要产业和所在地区人民的需要进行功能定位，组建集教育、学习、培训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社区学院，满足城镇发展对各类相关职业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满足所在地区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以政策鼓励各区级政府举办高等职业学校，采用多种体制吸纳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设时时处处都能学习、人人享有学习成才机会的学习型城市，提高市民素质。
经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上海城市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大学城的建设也初具规模，城市文化氛围渐趋浓厚，这些给上海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客观条件，上海高等教育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黄金时期。民盟上海市委作为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地方组织，一直关注上海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大做强上海高等教育事业，突破现代服务业瓶颈，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升级和繁荣提供强有力的知识和人力资源保障，加快上海发展，更好服务全国。
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促进本市产学研联盟建设
随着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目标的提出，产学研的战略联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指包括企业、高校或独立设置的科研单位、政府、金融机构在内的产学研合作主体，为了实现某一或某些战略性目标而建立的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这是当前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对于上海能否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上海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实践模式主要有四种：其一是科技园模式。这种模式是推进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结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民族高科技的重要载体，是产学研联合的重要形式和通道，如复旦国家大学科技园，充分发挥了复旦大学的优势，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复旦产学研结合模式。其二是联合实验中心模式。产学研合作建立科研开发机构、工程研究中心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联合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向产业界输送技术，并通过同企业的联合开发、实验，使技术和产品迅速转化为商品和生产力，如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与山东鲁南制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所。其三是企业附属研究院模式。这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内部成立的附属研究院，这是产学研联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如上海广电集团中央研究院，企业不仅花费了大量精力做研发，同时还与外界的高校、科研院所保持合作，这充分表明了企业对产学研合作的重视程度。其四是项目联合模式。这种模式是指高校、科研院所承担大中型企业工程项目，从技术创新、设备改造、难题攻关等角度进行的产学研合作，这是产学研联盟的一种常见形式，如上海地铁公司与同济大学的合作，上海电气集团与中科院的合作。
然而，上海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相对于科教兴市的要求，相比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尚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体制衔接有障碍，部门、行业、条块之间难以形成政策对接、机制融合和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归属错位、信息泄漏现象时有发生；利益共享机制不成熟，较大程度影响了三方结合的积极性；风险投资体系不完善，成为高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产业化的严重制约；中介服务职能不健全，无法满足产学研合作对信息、对服务的需求，等等。上述问题，引起了我们对促进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思考。通过上海实地调研，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发挥教育、科研和产业各方的人才优势和集聚效应，使产学研战略联盟更好地形成和运转，在科技与人才优势变为经济强势的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助推器”作用。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抓住项目载体，形成产学研战略跨国联盟
发达国家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先进技术、尖端人才、知名企业以及投融资机构也很值得为我们所用。我们可以开展项目合作，以项目为纽带和载体，进行产学研的国际互动；通过联建实验室，既解决国内现有实验条件差问题，又能快速培养人才；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的同时，吸引更多的研发中心落户，共建研发中心；选择一些对上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项目，由政府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组建项目公司，给予必要的减免税优惠政策扶持，吸引国内外高校、产业、科研单位的资金注入，统筹各方资源。
二、制定相应政策，破除产学研战略联盟体制障碍
上海并不缺乏创新资源，问题是资源分散于不同部门、行业、条块，难以实现共享。要打破“坚冰”、融合资源，需要政府突破旧框框，制定创新的衔接政策。一要鼓励人才资源流动。制定激励政策，大力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研发，鼓励企业家、工程师到高校兼职教学，通过双方人才流动，以改变教学与企业、学生与社会、科研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现象。二要健全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的形成与规模化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技术市场、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的操作，为此，政府要创造环境、培育市场、执行监督、制定规则，为积累风险投资基金、推进技术市场发育、促进科教资源流动、规范证券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好服务，减少行政干预。三要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制定权益保护地方法规，使产学研各方明确权力与义务，自身利益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组建利益协调机构，对各主体的经济利益以及包括专利、奖励、成果归属权等非经济利益进行有效调节，增强合作的凝聚力。四要建立风险评估体系。通过科学的评估程序，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五要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参与的投资体系，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三、强化中介职能，促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有效运转
中介是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粘合剂”。要鼓励民间创办各种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中介机构，并强化中介机构的职能，鼓励开展技术的评估、经纪、交易，并开展信息沟通、专业服务和行业培训等服务。通过信息沟通，提供相关的科研、人才、课题、企业研发等信息，为产学研各方创造信息资源；通过专业服务，将市场调研、价值评估、风险分析、法律知识等提供给各方，使其从烦琐的转让后续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科研创新和产品开发；通过行业培训，可以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经跨行业、跨学科的研讨会、培训班、讨论会，提高经营服务的能力。
四、加快法制建设，保障产学研战略联盟的规范发展
市场经济离不开法规和制度的约束，产学研战略联盟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发展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我们迫切需要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法规，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保持权力持有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关系，同时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法规，为其发展提供动力。而对一些关系到重大公众利益和公共资源的领域，则应制定和推行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并将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制定成城市优先发展项目指南，这既有利于政府调控和监督，也有利于统一城市发展规划与产学研合作指向。
上海的产学研合作，其范围和视野正走向世界。如何突破瓶颈，促进资源共享、加快成果转化，这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高校的技术支持以及企业的积极参与，还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校科研单位的继续探索，从而使上海的产学研联盟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和途径的新空间，集成社会资源，形成形式多样的大产学研联合的新格局。
落实国家战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近十年来，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稳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奠定了进一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新一轮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深入以及有重点、有步骤地展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随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当前，如何充分发挥上海自身的优势条件，不失时机地抓住一些关键性的发展环节，促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真正成为中国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迫切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可以这样说，一个基本适应国际金融中心要求的金融市场体系在上海初步建成，并在日益发挥着国内金融中心的积极效用。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金融机构集聚入驻，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开放稳步扩大，金融创新空间不断拓展；金融人才结构优化，金融环境建设效益明显；金融改革持续深化，金融稳定机制不断健全。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虽然是一项明确的国家战略，但是国家的制度与政策支持还比较偏弱。这项国家战略既没有一个相应的统筹协调的部门来具体实施，也缺乏系列的制度与政策支持来确保上海能够不断地向更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进。由于缺乏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优先发展政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明显受限于国家金融改革开放进程，每项改革或创新服务的推出，大到如何创建突破上海区域的长三角金融合作区、疏通有关制约金融创新的法律法规瓶颈，小到上海金融业一个产品、一项服务的推出，都要付出巨大的商业成本，最终导致上海金融的对外与对内开放度都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直接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本身缺乏整体性方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没有作为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面对由计划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中国的金融改革既缺乏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也没有一套前瞻性、科学性、整体性的改革方案，上海要构建一个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有效流动的平台，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妥善处理各种约束关系，一方面要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要与国内竞争，经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因此，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待于中央政府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全国金融业、各地政府、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等四个层面尽快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互动发展与利益共享机制”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与落实。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与深度还急需拓展。上海的金融市场目前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明显差距：一是金融市场分割严重；二是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三是金融市场产品较少；四是金融市场功能欠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始终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模和质量难以双向提高，市场交易规则和资金配置功能的滞后限制了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在同一平台上的有效流动。
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对本地、本国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当前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十分激励，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亚太地区，除了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汉城、台北等地也都有意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这种竞争态势使得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十分紧迫。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组织领导体系。当前，非常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上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协调组织、理顺关系、研究和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特殊政策。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由上海市政府牵头，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建立“4+1”联席会议机制，构建一个上海地方政府与国家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统筹考虑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关系。
2、完善城市形态规划。上海的外滩金融街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称得上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配套的一个多元化金融服务区，但是，两地区未能形成有机的联动和优势互补。建议上海以外滩、陆家嘴地区的FBD建设为中心，借鉴国外金融城区，如伦敦金融城的建设经验，注重金融发展地理形态的完整性，建立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直接管理的上海金融城。
3、优化金融软环境。一是尽快完善促进上海金融稳健发展的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大力支持IT产业的发展，提高上海的金融信息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引导和发挥法律、会计、咨询、评估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二是尽快建立上海金融安全体系。加快上海诚信体系建设进度，结合《上海市金融安全工作总体框架》的编制，打造上海金融安全的长效机制。三是不断健全上海金融人才体系。一方面，要以优惠政策吸引谙熟国际金融管理和金融运行规则的优秀国际人才参与上海金融建设，在金融机构人才引进、户籍管理、出入境手续等行政审批方面，进一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要与国际金融业合作整合上海的金融培训资源，集合上海各金融机构和院校的研究力量，成立一个由上海市政府发起、各金融机构以股权方式参与的专业性金融研究机构，根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规划进行前瞻性研究，根据各金融机构的实际需求开展相关金融创新研究，同时引进国外的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促使该研究机构成为上海金融从业资格培训考核基地，为各金融机构提供包括人才测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专题培训等一条龙服务。
4、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近期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地机构。第二个层次，推动相关全国性银行、证券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营运中心机构化并争取其落户上海，同时争取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后，其上市公司总部落户上海。第三个层次，继续大胆吸引外资银行中国总代表处或主报告行、管辖行等落户上海，把上海打造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管理、运营中心”。
5、创建社区银行。在上海进行社区银行市场准入试点，以适应上海整体经济和大都市发展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在更大的空间上争取地方金融管理权的改革试点。
6、促进金融发展国际化。“十一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机制，必须转向“国际化”。即建设目标的国际化；标准的国际化；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7、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一是，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上海全国性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二是，以抓紧落实国务院9条意见为中心，以上海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为重点，争取使上海证券市场尽早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三是，推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创新与联动，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机制。
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上海、服务全国，使上海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效应真正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助推器，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真正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改革上海文艺院团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探索文艺院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然而，相对于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对照兄弟省市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上海在这方面的改革创新则显得滞后。
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新阶段，上海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机遇和挑战。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如何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竞争力，充分发挥上海特大型国际化城市的比较优势，推动公益性、文化性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十分重视上海的文化事业发展。国家把上海确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要求上海先行先试，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创造新鲜经验。前一阶段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特别要求上海的文化发展要走在全国的前列。中央的期望是上海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文艺院团是文化市场主体的重要生力军，是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海市属文艺院团16个，加上区县共计74个文艺院团。近期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安排，需要重点探索上海文艺院团的分类改革，积极创新文艺院团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营造推动文化创新，有利于多出精品和多出人才的制度环境，从而增强上海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动上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一、上海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历程
1、上世纪80年代，先是实行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然后展开领导管理体制、院团全员聘任制及院团分类管理等一系列改革。1995年8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影视合流。2000年4月合并原上海市文化局和原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建立文广局。2001年3月，在院团性质、建制和编制不变，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各类拨款不变，国家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不变（三不变）的前提下，将市属16家文艺院团分为3类，尝试委托媒体集团管理。
2、文艺院团的生产力不能令人满意，与上海在经济、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巨大进展相比，与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文艺事业的要求相比，与北京同行业的活跃程度相比，与上海在50年代乃至30、40年代的高产量相比，上海文艺院团的工作在不少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文艺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改革滞后。
3、深化改革未形成好的环境与氛围
（1）从管理层面看：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还没有实现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彻底转变。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文艺院团要真正建有生命力的产业化团体，必须顺应大体制改革完善的大势，从宏观环境到微观体制都大力推进改革，深化改革。但目前似乎仍未形成有利的环境与氛围。
（2）改革动力衰减。2000年前后以名家个人工作室为试验方式的改革，未能得到持续的、一贯的支持而不幸夭折，严重挫伤了文艺人士投身改革、主动走向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消极影响至今犹存，以至文艺院团从业者普遍存在对改革的恐惧心理和消极情绪。
（3）演艺资源处于分散无序状态，各司其职，各行其道，演艺人才市场缺乏行业秩序和规范。表演劳务市场管理无序，也没有统一合理的签约规范；而演员也难以真正双向选择，难以舒展创作个性。
二、上海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思路
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其目标是为了提升文化生产力，提供更多更好的演艺产品以更好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应当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文化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和文艺院团改革方式的多样性。走适应快速发展中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文化市场的需求。
文艺院团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培育出大批有活力、有创造力、有票房号召力的文化市场的生产经营主体，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演艺产品，去丰富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其结果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社会文化生活的繁荣昌盛。因此，现有公有制文艺院团的改革和“体制外”非公有演艺团体的发展，在上海文化产业和市场发展中具有根本的、决定的意义。
文艺院团改革的方向，应该服从两重规律：一是艺术生产规律。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流动自由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体制环境，让每一个有志发展演艺生产力的市场主体能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二是演艺市场规律。除了极少数“化石”级演艺品种如京昆剧团、“钻石”级文艺院团如交响、芭蕾等等之外，其余都应转向市场，从演艺生产经营活动中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此前提下，文艺院团改革可有两种选择：一类是“休克式”改革法：将绝大多数公有院团的旧体制彻底解体，由竞争的强者、胜者为主“挑班”整合演艺资源组成新的民营演艺团体；二是分类渐进改革方式：将院团依一定标准分类，确定不同的“输血”或“断奶”的方式与时间表，使改制成为企业的院团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考虑到上海文艺院团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上海改革在全国的反应敏感性，第二条改革路径是合理可行的选择。
我们认为，当前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思路是：重在体制机制创新，抓住四个关键环节：一是重塑院团文化市场主体，努力形成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有竞争能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艺院团；第二完善市场体系；第三环节要改善宏观管理；第四要转变政府职能。其工作重心主要是深化公益性国有文艺院团的内部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三、为了推进文艺院团改革，优化完善市场主体，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设立面向全社会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及相应基金管理机构，向各类所有制文化院团采购文化产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支持优秀文艺院团发展。
2、建立“上海演艺工作者行业协会”，形成行业发展、管理的自律机制，贯彻国家文艺方针，维护会员权益，规范演艺市场行为，并承接制定行业标准、准入资格等部分政府职能；以此为载体，支持发展文化艺术市场中的中介、中间组织，活跃、规范文化市场。
3、处理好院团和剧院之间的关系；调整政府文化投资结构，改变政府对国有院团的投资方式；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确保特种职业演员（例如芭蕾舞演员等）退休后的保障；向广东学习，建议由政府和邮政共同开发电子票务系统，共建文化票务网。
4、继续鼓励社会对经营性文艺院团的投资，加速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化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形成发展民营文艺团体的良好舆论氛围。
5、加快演艺事业国际化进程，强化与外国文艺主体、投资主体的合作交流，引进外来优秀文化产品，提升、丰富上海文化生活，加快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步伐，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把上海打造成国际文化艺术的中心之一。
6、加强院团管理，要做到所有者、经营者和演员三权分立；并解决行政冗员问题，按照国际惯例，行政人员配比不能超过10%。
7、大力倡导演艺“项目制”生产方式，实行制作人制度。
8、对于已经成功转制的文艺院团，要把准市场的脉搏，加大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的演出及其附属产品的开发力度，将产业化能力升级，逐步进入正规化的文化产业运行轨道。
9、采取一院（团）两制的形式，让一部分演员组织起来，走民间职业剧团办团之路。
10、大力培养人才，加强演员基本功，提高综合素质，同时引进优秀的人才，为演员创造演出机会。
提案摘要：
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
前不久，市委市府作出了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为现代服务业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的重要支撑。教育作为上海具有人力资源独特优势的知识型服务业，对确立上海知识服务业高地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新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其在上海现代服务业乃至整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背景，使上海高等教育的内涵更深刻、丰富和广远。多年来，上海城市大规模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提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六点建议：
1、切实落实市府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鼓励民办高校扩大招生，并增设十来所院校，努力扩大在全国的招生比例和名额，服务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
2、政府应鼓励各高校形成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办学格局，突破原有模式，强化各校特点，形成多层次、多种类、多特色的格局。
3、瞄准现代服务业未来需求，重组学科和专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现代服务业人才。
4、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扩大留学生非语言教育领域，争取2010年留学生达7—8万人，还要使相当部分人留下来为世博会和上海与世界交流合作服务。
5、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宜制定宏观、中长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有重点地扶持高职院校上水平、出特色，鼓励社会民间力量办学，培育职业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市场。
6、以社区学院为基地，构建多元、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满足所在地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
对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近年，上海高职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高职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一席，但仍是整个上海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定位、质量、学制和资金等问题，制约着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高职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模块，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蓬勃发展的上海经济迫切需高职为其二、三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提出如下建议：
1、高职教育的定位需要政府的扶植。首先，舆论上多宣传高职。其次，政策上给予扶植，如在机关和事业单位，高职大专生就业两年后工资与普通本科生相当；获助工、助教等初级职称后，高职生的升职应与具同一职称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生处同一地位；举办操作竞赛，予优胜者以晋升特许；鼓励高职生早日工作，强化终生教育。
2、高职教育的质量需要政府的监督。如，要求高职校拥有相应或固定租用的实训基地，作为评估的首要条件；要求高职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师配备上有合适比例，尤其需具工程技术类职称的人指导学生实训，适当放宽对高职生的语、数、外要求。
3、高职教育的学制需要政府“松绑”。予2—3年制高职校以更多的自主权，对学制采用颁布指导性意见的做法，提出基本或最低学习期限的要求。
4、高职教育的融资渠道需要政府疏通。如在融资上采用更灵活政策，允许学校向“定单式”服务的企业收取培训费，以法规条例形式保证；仿效国外做法，给高职资助者更高免税指标；试行企业办高职做法。
营造现代服务业良好环境，诚信体系建设要进校园
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必须营造诚信度很高的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诚信体系的缺失，必然造成市场经济环境的恶化，进而阻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案认为，诚信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当孩子成人之后再进行诚信教育，所需的社会经济成本是巨大的。
现在社会上不讲诚信的恶习已在影响学校，侵蚀教师和孩子们的心灵，校园内存在诸如不讲真话、文过饰非、言行不一、弄虚作假、考试作弊、公共课往往几经排练成为表演课、检查评估常在统一口径与表面文章的情况下流于形式等现象。
提案认为诚信体系建设重心必须下移，应走进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园奠定坚实的根基。提出如下建议：
1、把“诚信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列入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之中；
2、建设校园诚信微环境，使之成为社会诚信高地和辐射源；
3、运用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为学校和校长、教师、学生建立教育和学习行为的诚信信息数据平台；
4、政府在教育管理中应该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
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原因种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的制度环境。提案在列举了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制约的四种表现后，提出了关于建立适应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制度环境的5点建议：
1、从服务业供需双方角度，制定各项权益保护机制，在保护供方利益时，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其隐私权；
2、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加强监管力度，减少信息不对息；
3、打破行业垄断，对自来水、煤气、天然气、通信、电力、邮政、铁路、公路及电视、广播等行业，尽早引入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将更有利于保持和发展优势企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4、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来自金融市场、民间资金、外资等多元化投资，以引入新的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
5、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用公益事业、中介服务和各类经营服务收费管理，落实和扩大企业自主定价权，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有的放矢地开放一些市场管制权限，还价格以自由身。
促进本市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建议
随着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目标的提出，产学研联盟已形成若干模式，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但还存在体制衔接障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利益共享机制不成熟等问题。为了突破上述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瓶颈”，使产学研战略联盟更好地形成和运转，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开展项目合作，以项目为纽带和载体，进行产学研的国际互动。联建实验室，解决国内现有实验条件差的问题，同时快速培养人才。共建研发中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及更多的研发中心落户。组建项目公司，统筹各方资源。2、制定相应政策，破除产学研战略联盟体制障碍。鼓励人才资源流动，健全风险投资市场，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拓宽融资渠道。3、强化中介职能，促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有效运转。鼓励民间创办各种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中介机构，强化中介机构职能，鼓励开展技术的评估、经纪、交易，开展信息沟通、专业服务和行业培训等服务。4、加快法制建设，保障产学研战略联盟的规范发展。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法规，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法规，完善必要的技术标准，制定项目指南和发展规划。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建议
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对本地、本国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十分激烈，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组织领导体系。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由市府牵头，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建立“4+1”联席会议机制。
2、完善城市形态规划。建议以外滩、陆家嘴地区的FBD建设为中心，注重金融发展地理形态的完整性，建立一个市政府直接管理的上海金融城。
3、优化金融软环境。完善上海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上海金融安全体系，健全上海金融人才体系。借助上海各金融机构和院校的研究力量，成立一个由市府发起、各金融机构以股权方式参与的专业性金融研究机构。
4、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相关全国性银行、证券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营运中心落户上海，争取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后，其上市公司总部落户上海；继续吸引外资银行中国总代表处或主报告行、管辖行等落户上海。
5、创建社区银行，在更大空间上，争取地方金融管理权的改革试点。
6、促进金融发展国际化。即建设目标的国际化；标准的国际化；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7、加强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上海全国性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落实国务院9条意见，争取使上海证券市场尽早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机制。
完善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议
该提案针对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结合上海新一轮发展要求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突破选择，提出对策建议：1、转变观念，树立“两个优先服务”的理念，推进上海民营经济的加快发展。2、利用服务政府建设机遇，大力构筑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大平台，改善和创新对民营经济的服务。3、放手让民营经济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创新和开拓，短期内形成一个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井喷行情”。4、利用浦东先行先试地位，加大区域统筹发展力度，积极争取都市圈中心城市综合试点权，争取突破中央政府限制，加快民营经济在核心服务产业中的发展。5、加快社会事业领域中“管办分离”改革步伐，大力打破地方部门行政垄断，建立新型管理体制，推进社会事业分类改革，加大民营经济在基础领域的产业突破力度。6、利用WTO和CEPA，全面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规则，加快民营经济在生产性服务业和辅助性服务业中的发展。7、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依托，利用世界产业转移机会，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鼓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产业链联合，加大民营经济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发展的突破力度。8、改善创业环境，构筑创业发展大平台。
上海应对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几点建议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自2004年1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一年。上海企业界在CEPA所孕育的巨大发展机遇面前反应较淡漠，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许多内地企业缺乏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其次是政府去香港主观上是想引进大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却不十分理想。我们认为，引入香港的中小企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1、在重视大企业招商的同时加大对香港中小企业的招商力度。香港的中小企业放在上海区域与上海中小企业比，它可能就是大的了。此外，香港的企业大多在城市楼宇之间发展，因此，加大对香港中小型企业的招商力度既能帮助上海企业实行梯度升级，又有利上海楼宇经济的扩量发展。
2、在政府招商经济发展思路中，如能实行双向并购思路，即考虑将上海的优质企业为香港优质企业所并购的同时，也考虑将本地优势企业寻找香港目标优势企业实行并购。政府应为这类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平台和政策指导，只有上海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了，上海整个经济发展大局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3、借助香港运作经验，为上海品牌发展战略服务。一个好的品牌，一般有三方面的特质：商品材料、制作工艺或科技含量、商品文化积淀。其次是包装。包装又分硬包装和软包装。像上海的一些本地品牌在特质方面具备了条件的不少，为何不易成为区域性、国际性的大品牌？包装是个主要问题。软包装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整套现代的科学的市场运作手法。香港有一批很专业的公司和职业操作专家，上海应重视将其引入，为上海本地品牌进行品牌包装的市场运作，为做大、做好上海的品牌服务。
增强上海地区水资源生态安全的建议
上海常年可利用水资源包括本地和过境水资源，受上游太湖、淀山湖等水污染影响和本地污染源的危害，上海地区水资源水质状况不容乐观。淀山湖总体水质达重污染水平；劣V类水占50.7%，比2001年增加12.5%；长江口氨氮、总磷等5项指标超标，有溶解氧逐年转劣、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浓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农业面源污染对水体污染贡献率达60%，长江口盐水入侵，北支咸湖倒灌严重，上海已成为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为减弱以致消除水资源生态安全隐患，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如下建议：
1、对本地水环境，除加强点源治理外，采取措施控制农业污染，这极其重要。对现农业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造，推广应用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耕作、经营模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改造农田灌溉、排水系统，形成区域汇水网络，将可能的面源化为点源；发挥湿地对农田出水水质的净化作用；相应湿地可利用原有的自然湿地，如苇塘，也可通过生态工程措施营建；湿地规模、布局依农田规模等定。
2、对长江来水，增建沿江和江中蓄水水库，利用长江口沙洲的涨潮沟尽快建一系列“水库链”，以起避咸避污和蓄水的效果。
3、对太湖流域来水，在青浦区境内恢复和重建湖泊和河网湿地，扩大水源涵养地。
4、完善上海市水资源生态安全和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水源地保护立法；将水源地扩大到淀山湖流域；建立水资源保护生态赔偿机制；严格限制影响水源地水质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对影响水质的污染提出限期治理的要求。
严防禽流感，加强本市禽类动物防疫监控的建议
禽流感是一种新型的人畜（禽）共患疫，对人畜（禽）危害极大，因此要未雨绸缪，高度警惕。目前，本市尚有的薄弱环节主要有：预防监控意识淡化，对防疫的持续性认识不足；防疫科研力度不足；防疫规则存在局限性；防控措施尚待进一步完善；尚无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等。
为加强本市禽类动物防疫监控，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预防性监管机制。以各种手段获取入沪禽类动物产地疫情的第一手资料，加强对自然环境、气象变化的监测，关注国际疫情，重视疫苗、消毒剂质量等。
2、抓紧疫控课题的研究立项。有关科研部门须探索禽——猪——人——兽（野生动物）相互感染机制和人畜（禽）共患疫的规律，抓紧对家禽抗病研究等。
3、制定和实施禽类动物养殖屠宰规划。构建整体防疫体系，严格禽类动物排泄物无害化处理，推行科学生态循环养殖，除定点屠宰外，加强对水禽、飞禽、观赏禽的管理监控，在养殖密集区建旱、水分列的现代化屠宰厂等。
4、制定和实施禽类动物的流通交易规划。对活禽需密封运送，取缔活禽交易，建符合标准的分宰点，严禁违规屠宰。
5、推动禽类半制品成为可追溯的禽肉类商品。由无商标、无产地、无日期的产品过渡到包装形式规范、可追溯的产品。
关于在沪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几点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就解决城市流动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问题制定了“广覆盖、四统一”的目标，因此，上海的综合保险应逐步向小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过渡，直至完全接轨。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改变“现收现付”、“连续了断一次性领取”的做法。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建立流动就业人员个人社会保险帐户，并做实、做好个人帐户，这是实现“小统筹、大帐户”的需要，是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转移衔接的基础。
2、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流动就业人员帐户的管理。
3、在国家“个人异地就业社会保险帐户转移办法”出台前，上海要严格做好个人帐户的征缴、封存、监管工作，保证流动就业人员个人帐户的安全，并为流动就业人员查询个人的社会保险帐户，提供方便。保证流动就业人员一旦返回原籍，合法权益仍能得到保障。
4、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平台。建立能准确记载本市流动就业人员缴费情况的信息资料库；建立能与全国互联互通的社会保险信息平台。为流动就业人员的异地社会保险将来的转移做好充分准备。
5、确定转移原则，明确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金领取地应为户籍地。
6、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的管理。市劳动部门应加强协调机构的建设，合理引导、督促和指导各区县搞好服务。各区县也要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对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管理的水平。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的前期管理，引导流动就业人员在本市有序就业。
关于上海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建议
文艺院团是文化市场主体的重要生力军。目前上海市属文艺院团16个，加上区县共计74个。近期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安排，需要重点探索上海文艺院团的分类改革，积极创新文艺院团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推动上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为了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改革，优化完善市场主体，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设立面向全社会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及相应基金管理机构，向各类所有制文化院团采购文化产品。
2、建立“上海演艺工作者行业协会”，规范演艺市场行为，支持发展文化艺术市场中的中介、中间组织，活跃、规范文化市场。
3、处理好院团和剧院之间的关系；调整政府文化投资结构，改变政府对国有院团的投资方式；向广东学习，建议由政府和邮政共同开发电子票务系统，共建文化票务网。
4、继续鼓励社会对经营性文艺院团的投资，优化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
5、加快演艺事业国际化进程，引进外来优秀文化产品，提升、丰富上海文化生活，加快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步伐，把上海打造成国际文化艺术的中心之一。
6、加强院团管理，要做到所有者、经营者和演员三权分立；并解决行政冗员问题。
7、大力倡导演艺“项目制”生产方式，实行制作人制度。对于已经成功转制的文艺院团，要把准市场的脉搏，加大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的演出及其附属产品的开发力度，将产业化能力升级，逐步进入正规化的文化产业运行轨道。
8、采取一院（团）两制的形式，让一部分演员组织起来，走民间职业剧团办团之路。
提案：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市府作出了改革创新突破瓶颈，万马奔腾推进现代服务业的战略部署。加快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是党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上海加快自身发展与主动服务全国的重要体现。所谓现代服务业是在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依赖于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而产生的，这种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和程度密集型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
目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呈现如下特点：首先，经济结构正在或已经从工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主导型；其次，在服务业内部，为生产服务的比重大大增加了；第三，加大了IT的投资；第四，以知识、技术达到高增值的服务部类正快速发展，如教育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向大规模、远程、交互和网络化，文化教育成为支柱产业。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的重要支撑，对此，愈来愈多人们已有认识。近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新形势要求我们重视审视上海高等教育在上海服务业乃至在整个上海经济发展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重要地位。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使上海高等教育的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广远。多年来，上海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上海高等教育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现提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六点建议：
1、切实落实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上海市政府已经确定，到2010年使上海的高等教育规模达到90万，增加30万，这对于近五年来连续扩招以后的上海高校压力不小。我们认为，一部分大学，如复旦、交大等应相对稳定本科规模，扩大研究生教育；一部分高校，如上海理工、上海大学等应扩大本科教育，减少专科教育；高职高专类学校扩大专科层次的教育；鼓励民办高校扩大招生，并增设十来所院校。努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在全国的招生比例和名额，不仅为上海地区的高教普及化服务，也主动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服务。
2、政府应鼓励各高校形成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办学格局。要突破原有模式、强化各校特点，部属学校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行业特色明显的学校要加强与行业的联系，突出其优势学科的发展，拓展提升其在社会相关行业中的服务范围和质量。同时，要改变单一的、以学校教育、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为主的办学体系；要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坚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投资体制“三维一体”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多层次、多种类、多特色的格局。
3、瞄准现代服务业未来需求，重组学科和专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现代服务业人才。随着上海三二一产业结构的确立和城市功能的转化，高等教育要突破原有的培养体系，在学科、专业结构上进行调整，引导各级各类院校，发展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服务专业教育，积极组织实施服务人才能力培训工程。同时，还要针对不同领域领军人才的特点，制定分类开发计划，在现代服务业各个领域培养一批文化精英、医学权威、金融家、营销大师和解决各类难题的复合型人才。
4、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据统计，去年上海有留学生1.7万人，但其中大部分是非学历的语言类培训，学历教育的只占小部分。与北京3万人相比差距巨大，以上海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存量来看，应鼓励高校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尤其是扩大非语言教育领域，争取到2010年境外留学生规模达到7—8万人左右，其中专科以上学历教育人数达2万人左右。不仅如此，还要使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留下来为世博会以及上海与全世界各地的交流合作服务；同时，上海高校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具备进行国际合作的条件，因此，宜抓住加快发展上海现代化服务业的契机，放大这些优质教育资源存量，扩大开放教育的空间，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加快中外合作办学，促使国际合作办学上新台阶。
5、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上海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宜制定宏观、中长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有重点地扶持各类型的高职院校上水平，出特色；还应鼓励社会民间力量，特别是提高企业参与办高职的积极性，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优惠；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培训市场化，培育职业资格考试和专门能力考核市场。
6、以社区学院为基地，构建多元、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要鼓励各区城镇依据自身的主要产业和所在地区人民的需要进行功能定位，组建集教育、学习、培训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社区学院，满足城镇发展对各类相关职业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满足所在地区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以政策鼓励各区级政府举办高等职业学校，采用多种体制吸纳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设时时处处都能学习、人人享有学习成才机会的学习型城市，提高市民素质。
唐安国 应庸康稿
对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也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日益完善的高职教育系统。经近年来的超常规发展，我国高职教育招生数从1998年的43万人增长到2003年的200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52.3%；在校生数从117万人增长到480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42.3%；全国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908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数的58.5%。高职教育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大批高级技术人才，极大地有助于解决企业在向现代化发展中所出现的专门人才短缺的问题。
同样，上海高职教育也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高职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但仍是整个上海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定位、质量、学制和资金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综观世界，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必有先进的技术，而先进的技术必有先进的职业教育，在这样的环境里，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模块，它是培养千万专门人才的主体。可以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因此，蓬勃发展的上海经济迫切需要上海进一步发展高职教育，为其二、三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职教育的定位需要政府的扶植。尽管高职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的地位远未得到社会甚至政府的真正认同。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家长还是学生，都将高职教育看成是比普通高校本科教育低一个层次的高等教育。首先表现在录取的次序上，高职院校须待最后录取；其次表现在录取分数线上，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普遍很低，如2004年交大、复旦的录取分数线在500分左右，而高职最低仅150分，这种情况使高职院校比普通高校低了一等；还表现在企业招收员工时，高职大专毕业生的起点工资低于普通高校本科生，甚至以后会一直低于他们；表现在晋升职称时，高职毕业生晋升高级职称往往受到阻碍，等等。上述情况，使家长不愿子女考高职，高职学生也因此而自认矮三分。
高职教育地位的重塑固然需要高职院校和高职师生的努力，做强自身是第一位的，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扶植。如在舆论上，宣传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只是培养目标上的分工、与普通高校是不同类型的学校而非不同层次的学校、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没有区别的观点。又如在政策上，应给予扶植，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高职大专毕业生就业两年后的工资要与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工资相当；在获助理工程师、助教、助理会计师等初级职称之后，高职毕业生的升职要与其他具同样职称的普通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处同一起跑线上；通过举办各种操作竞赛，对竞赛的优胜者给予职称晋升的特许等。此外，要适度限制“专升本”，让高职学生早日走上生产岗位；同时强化终身教育，解决高职生的知识提升需求，以法规条例要求用人单位允许高职生在职学习。
二、高职教育的质量需要政府的监督。在经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之后，高职院校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为提高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在主要由市场进行选择的同时，政府需要经常地对高职院校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及其就业情况，及时地将不合格的高职院校停办或撤办，不能任其自流。
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发展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为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应要求学校有相应的、或固定租用的实训基地，政府在实训基地的使用上应起统筹作用，并以此作为评估高职院校的首要条件；在双师型人才缺乏的现状下，应要求学校在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师的配备上有合适的比例，特别要监督学校内是否配有具工程师、技师职称的人员指导学生的实训；组织操作竞赛，以抽样的方式决定参赛者，以此来了解院校的办学质量；为引导学校将教学重点放在操作技能的训练上，教育主管部门应放宽对学生基础课，如中文、数学、外语的要求，不宜对这些学科进行统考。
三、高职教育的学制需要政府“松绑”。由于就业岗位的不同需要，高职生为达到上岗要求而进行的学习期限是不同的，需要的知识也是不同的。例如：现代制造专业，要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操作机床，需要有机械加工、计算机程序、以至材料等方面的知识，机床操作也比较复杂；而一般的宾馆管理、旅游导游等服务业所需要知识的学习就比较容易，实习的时间也短一些。因此，对于2-3年制的高职院校，政府要“松绑”，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权，宜在学制问题上采用颁布指导性意见的做法，提出基本或最低学习期限的要求，也可针对不同专业提出相对灵活的要求。由于就业后收入的不同，高职生因学习期限而造成学习成本的不同是能够为社会理解和接受的。
四、高职教育的融资渠道需要政府疏通。当前高职教育的投资形式较多，有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还有吸纳外资的。应该看到，由于实训的要求，高职教育可能会比一般高等教育需要更多的投资，因此在融资上应采用更加灵活的政策。例如，能否允许学校在向企业的“定单式”服务中向企业收取一定的培训费，政府以相应的法规条例形式加以保证？能否仿效国外对资助教育的企业减免所得税的做法，在短时期内给予高职教育资助者以更高的免税指标？能否试行曾流行过的企业办高职的做法？等等。总之，在融资问题上政府宜制定政策，疏通渠道，积极鼓励企业和个人向高职教育投资并给他们以回报（如免税等）。
韩正之供稿
营造现代服务业良好环境，诚信体系建设要进校园
目前，大力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正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成为上海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而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必须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有很大差异，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诚信度很高的市场经济环境。诚信体系的缺失，必然造成市场经济环境的恶化，进而阻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因此，诚信体系建设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们认为，诚信体系的建设需要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强制性的执法与惩戒，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诚信道德意识与诚信行为习惯。然而，在成人社会宣传诚信道德意识，宣传要求实践诚信行为，固然十分重要，但还是太迟了一点，当孩子成人之后再来进行诚信教育，它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巨大的。
现在，社会上不讲诚信的恶习已在影响侵蚀学校、教师和孩子们的心灵，不讲真话、文过饰非、言行不一、弄虚作假、考试作弊、公开课往往几经排练成为表演课、检查评估往往在统一口径与表面文章的情况下流于形式，种种现象不一而足。不少人们对传统的招生考试制度深痛恶绝，以为不改革教育无出路，却又因为诚信问题而难以前行。其实，不讲诚信的恶果远不止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困难，其在孩子们幼小稚嫩心灵上撒下的“毒素”，也许将伴随他们的一生，贻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因此，我们认为营造现代服务业良好市场环境，诚信体系建设重心必须下移，应该走进各级各类学校，诚信教育从儿童抓起，使诚信教育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最重要基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在校园奠定坚定的根基，应该成为学校重要的责任。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把“诚信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列入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之中。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学生，有计划、系列地普及有关诚信的教育，让他们了解诚信与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逐步形成“守信为荣，失信为耻”、“诚信高于一切”的意识与信念。通过学校的日常学习、生活与管理的实践活动，使孩子们养成说真话，讲信用，重名誉，明是非，负责任的行为习惯。
2、建设校园诚信微环境，使之成为社会诚信文化的高地和辐射源。在全社会的诚信文化和环境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学校应该先行，通过校园诚信微环境的建设，形成对学生诚信教育的良好平台与氛围，进而影响学生家庭与社会。在校园微环境里，应杜绝一切弄虚作假的社会恶习，校长、教师尤须在实践诚信方面作出表率，以讲诚信的模范形象教育和影响学生。
3、运用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为学校和校长、教师、学生建立教育和学习行为的诚信信息数据平台。宜收集与处理平时分散的各类信用数据，建立必要的学校与师生信用档案，并在招生、考试、推荐、评优、考核升等、督导评估等方面探索诚信信息的使用。同时，还应探索必要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撑，使学校与师生的诚信信息与社会的诚信体系接轨、学校与师生的诚信信息在社会生活中也能发挥作用，从而营造更好的诚信环境。
4、政府在教育管理中应该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如政府应全面公布政府在教育管理中的重点工作并跟踪问效；在处理与学校和师生利益相关事项时，应该让要求、程序与结果更透明、更高效、更规范等，从而更好地体现政府管理在教育诚信体系建设中的表率与引导作用。
朱怡华供稿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党中央对上海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上海加快自身发展，主动服务全国的需要。由于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现代化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式，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生产服务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在上海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超过50%，去年降至48.4%，而北京去年超过60%；与国际化城市相比，差距更大，如纽约和我国香港，服务业人均GDP分别为7.4万元美元和5.1万元美元，而上海只有0.85美元。随着上海建成“四个中心”这一国家战略定位的日益迫切和自身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外资对现代服务业需求的激增，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时不我待。
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原因种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的制度环境。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存在很大不同。首先，制造业对法制环境的依赖程度很低，只涉及劳资关系以及从业许可证等问题；其次，发展有形商品市场比无形商品市场容易，有形商品的交易不需要建立在双方诚信的基础上，对交易双方没有很多的信息要求，通过对有形商品的检查即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即使在法治不健全、信息环境不透明的市场环境里，制造业仍可推动GDP的高速发展。而现代服务业对市场的制度环境依赖程度就高得多，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所以法律保护就成为交易双方成交的保障。此外，还需要制度来支持产品或服务信息的充分披露，因为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无形性，消费者只有在充分解和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才能确定自己的消费倾向和选择，消费权益才有了保障的前提。
目前，制度环境对现代服务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其一，现代服务业投资者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尚未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其二，现代服务业所包括的基础设施、商业、金融、交通、教育和科研等部门往往受到较严格的行政管制，缺少灵活性；其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需要较大的投入，其性质又决定较长时间才能产出回报，成功先例和经验少的现实，使投资者转而投向利润较快的制造业；其四，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和一些行政法规的过多约束，投资者或因高风险而却步，或受制于一些行政法规而无法施展服务创新。
现就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适应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提出如下建议：
1、从服务业供需双方的角度，制定各项权益保护机制，既要充分保护供方的利益，如企业品牌、商誉、信息技术及脑力劳动成果等无形产权的所有权，也要充分完善需方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保护消费者隐私权。
2、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力争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
3、打破行业垄断，对自来水、煤气、天然气、通信、电力、邮政、铁路、公路及电视、广播等行业，尽早引入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将更有利于保持和发展优势企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4、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收自金融市场、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多元化投资，以引入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现代服务业中形成投资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呈现百花齐放的竞争格局。
5、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用公益事业、中介服务和各类经营服务收费的管理，落实和扩大企业自主定价权，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有的放矢地放开一些市场管制权限，还价格以自由身。
吴冲锋供稿
促进本市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建议
随着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目标的提出，产学研联盟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指包括企业、高校或独立设置的科研单位、政府、金融机构在内的产学研合作主体，为了实现某一或某些战略性目标而建立的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这是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对于上海能否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目前，基本已形成的若干种产学研战略联盟模式，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但是，相对于科教兴市的要求，相比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体制衔接有障碍，部门、行业、条块之间难以形成政策对接、机制融合和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归属错位、信息泄漏现象时有发生；利益共享机制不成熟，较大程度影响了三方结合的积极性；风险投资体系不完善，成为高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产业化的严重制约；中介服务职能不健全，无法满足产学研合作对信息、对服务的需求，等等。
为了突破上述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瓶颈”，进一步发挥教育、科研和产业各方的人才优势和集聚效应，使产学研战略联盟更好地形成和运转，在科技与人才优势变为经济强势的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助推器”作用，我们提出如下四条对策建议：
一、抓住项目载体，形成产学研战略跨国联盟。发达国家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经验值得为我们借鉴，先进技术、尖端人才、知名企业以及投融资机构也很值得为我们所用。
1、开展项目合作。以项目为纽带和载体，进行产学研的国际互动。
2、联建实验室。既解决国内现有实验条件差问题，又能快速培养人才。
3、共建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的同时，要吸引更多的研发中心落户，共建技术创新机构。
4、组建项目公司。选择一些对上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项目，政府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给予必要的减免税优惠政策扶持，并吸引国内外高校、产业、科研单位的资金注入，共同组成项目公司，统筹各方资源。
二、制定相应政策，破除产学研战略联盟体制障碍。上海并不缺乏创新资源，问题是资源分散于不同部门、行业、条块，难以实现共享。要打破“坚冰”、融合资源，尤需要政府突破旧框框，制定创新的衔接政策。
1、鼓励人才资源流动。制定激励政策，大力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搞研发，鼓励企业家、工程师到高校兼职教学，通过双方人才流动，改变教学与企业、学生与社会、科研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现象。
2、健全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的形成与规模化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技术市场、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的操作，为此，政府要创造环境、培育市场、执行监督、制定规则，为积累风险投资基金、推进技术市场发育、促进科教资源流动、规范证券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好服务，减少行政干预。
3、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制定权益保护地方法规，使产学研各方明确权力与义务，自身利益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组建利益协调机构，对各主体的经济利益以及包括专利、奖励、成果归属权等非物质利益进行有效调节，增强合作的凝聚力。
4、建立风险评估体系。通过科学的评估程序，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
5、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参与的投资体系，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三、强化中介职能，促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有效运转。中介是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粘合剂”，要鼓励民间创办各种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中介机构，并强化中介机构的职能，鼓励开展技术的评估、经纪、交易，并开展信息沟通、专业服务和行业培训等服务。
1、通过信息沟通，提供相关的科研、人才、课题、企业研发等信息，为产学研各方创造信息资源。
2、通过专业服务，将市场调研、价值评估、风险分析、法律知识等提供给各方，使其从烦琐的转让后续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科研创新和产品开发。
3、通过行业培训，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职能和作用，举办跨行业、跨学科的研讨会、培训班、讨论会，提高经营服务的能力。
四、加快法制建设，保障产学研战略联盟的规范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法规和制度的约束，产学研战略联盟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发展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1、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法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工具，与激烈的国际产权竞争相比，我国迫切需要健全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保持权力持有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关系。
2、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法规。中小企业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经济的脊梁，美国的小企业创造了三分之二的新岗位，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9％，实现了55％的创新，其重要原因是政府推出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和相关促进计划，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本市的类似地方性法规也应尽快建立。
3、完善必要的技术标准。政府对一些关系到重大公众利益和公共资源的领域，要制定和推行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对其他领域，可以通过采购指南等方式，提出指导性的技术标准。
4、制定项目指南和发展规划。本市实施科教兴市《行动纲领》中已确定了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宜将这些项目制定成城市优先发展项目指南，这既有利于政府调控和监督，也有利于统一城市发展规划与产学研合作指向。
唐安国供稿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建议
近十年来，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稳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奠定了进一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新一轮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深入以及有重点、有步骤地展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随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当前，如何充分发挥上海自身的优势条件，不失时机地抓住一些关键性的发展环节，促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真正成为中国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迫切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可以这样说，一个基本适应国际金融中心要求的金融市场体系在上海初步建成，并在日益发挥着国内金融中心的积极效用。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金融机构集聚入驻，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开放稳步扩大，金融创新空间不断拓展；金融人才结构优化，金融环境建设效益明显；金融改革持续深化，金融稳定机制不断健全。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虽然是一项明确的国家战略，但是国家的制度与政策支持还比较偏弱。这项国家战略既没有一个相应的统筹协调部门来具体实施，也缺乏系列的制度与政策支持来确保上海能够不断地向更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阶段迈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明显受限于国家金融改革开放进程，每项改革或创新服务的推出，都要付出巨大的争取成本，最终导致上海金融的对外与对内开放度都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本身缺乏整体性方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没有作为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待于中央政府与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全国金融业、各地政府、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等四个层面尽快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互动发展与利益共享机制”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与落实。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与深度还急需拓展。上海的金融市场目前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明显差距：一是金融市场分割严重；二是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三是金融市场产品较少；四是金融市场功能欠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始终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上海金融中心规模和质量难以双向提高，市场交易规则和资金配置功能的滞后限制了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在同一平台上的有效流动。
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对本地、本国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当前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十分激励，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亚太地区，除了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汉城、台北等地也都有意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这种竞争态势使得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作务十分紧迫。
2004年7月，上海市政府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中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并制订了“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的分阶段推进战略。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以“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完善城市形态规划、优化金融软环境”为三个基础，以“组建控股金融公司、设立社区银行、促进金融发展国际化”为三个突破，以“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为一个核心，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组织领导体系。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由上海市政府牵头，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建立“4+1”联席会议机制，构建一个上海地方政府与国家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统筹考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关系。
2、完善城市形态规划。上海的外滩金融街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还处于浦江两岸割裂状态，未能形成有机的联动和优势互补。建议上海以外滩、陆家嘴地区的FBD建设为中心，借鉴国外金融城区如伦敦金融城的建设经验，注重金融发展地理形态的完整性，建立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直接管理的上海金融城。
3、优化金融软环境。尽快完善促进上海金融稳健发展的服务体系；尽快建立上海金融安全体系；不断健全上海金融人才体系。
4、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近期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层次，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地机构。第二个层次，推动相关全国性银行、证券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营运中心机构化并争取其落户上海，同时争取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后，其上市公司总部落户上海。第三个层次，继续大胆吸引外资银行中国总代表处或主报告行、管辖行等落户上海，把上海打造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管理、运营中心”。
5、创建社区银行。在上海进行社区银行市场准入试点，以适应上海整体经济和大都市发展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在更大的空间上争取地方金融管理权的改革试点。
6、促进金融发展国际化。即建设目标的国际化；标准的国际化；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7、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采取多种方式促进上海全国性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以抓紧落实国务院9条意见为中心，以上海证券市场改革与发展为重点，争取使上海证券市场尽早成为中国的主板市场；推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创新与联动，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机制。
王欣欣供稿
完善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结构层面观察，民营经济是社会发展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它既关乎经济健康与城市兴衰，更关乎民生、民本问题。民营经济的兴衰成败影响着上海未来发展大局，关系到上海近期主要战略的实施，决定着整个上海经济的质量、增量、速度和活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上海实现两个率先、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要求，是激发城市活力，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但是，民营经济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尚未取得如浙江民营经济那般辉煌的成绩，究其原因，上海自身形成的外部发展环境制约是一个重要因素。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外省市有很大的不同。上海集聚了众多的资源要素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包括国外大资本），同时又是国内大资本高度集聚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竞争相对激烈残酷，民营经济成长的空间相对较小。这也就造成了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原始积累较为困难，做大难度相对较大。
针对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结合上海新一轮发展要求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突破选择，在此提出对完善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观念，树立“两个优先服务”的以民为本理念，推进上海民营经济的加快发展。从“以民为本”的角度出发，优先服务民众、优先服务民企，放松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管制，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形成和建立起的国资先占、国企先占格局，打破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性、市场性垄断，为民营企业发展拓展必要的空间。以民营企业为标准，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视同一般主体，逐步消除所有制歧视，构筑“以民为本”的服务软环境。
二、利用服务政府建设机遇，大力构筑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大平台，改善和创新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建立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尽快推出上海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意见，强化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投资的政策指导和信息咨询服务的支持力度：如尽早公布上海民间资本投资产业分类指导目录，消除不同所有制的政策差异，严格控制“自由裁量权”，建立信息发布制度等；以推进《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加快服务政府建设。
三、放手让民营经济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创新和开拓，短期内形成一个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井喷行情”。发展现代服务业，既要注重存量改造问题，更要注重增量发展问题。加快民营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融合，需要特别关注在增量上做文章。现代服务业领域广阔，种类繁多，而大多数又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密切的，因此，要放手让市场主体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减少旧的禁区，暂时不设新的禁区，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现代服务业发展“井喷行情”。
四、利用浦东先行先试地位，加大区域统筹发展力度，积极争取都市圈中心城市综合试点权，争取突破中央政府限制，加快民营经济在核心服务产业中的发展。如包括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源整合，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控股集团；积极推动组建货币经纪公司等机构的创新试点工作；积极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和票据市场建设；积极引进大型跨国物流公司，扩大其经营领域；允许大型民营企业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等等。
五、加快社会事业领域中“管办分离”改革步伐，大力打破地方部门行政垄断，建立新型管理体制，推进社会事业分类改革，加大民营经济在基础领域的产业突破力度。抓住教育改革综合试验、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及三医联动改革契机，推进
“管办分离”，形成新型的全行业管理模式，需要体制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加大民营经济在基础领域的产业突破力度，建议实施平等准入政策，推进以文化、教育、卫生为代表的社会事业领域和水、电、气、道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经济投资主体发挥充分作用。
六、利用WTO和CEPA，全面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规则，加快民营经济在生产性服务业和辅助性服务业中的发展。民营经济需要破除所有制管理标准和方式，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民众需求和民企发展要求的管理规则体系。以系统建设社会政策、城市精神和社会治理为核心，构建“服务民众”的管理规则体系；以系统建设产业发展、提升能力和跻身主体为核心，构建“服务民企”的管理规则体系。
七、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依托，利用世界产业转移机会，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鼓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产业链联合，加大民营经济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发展的突破力度。建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经济；加强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服务平台建设。
八、改善创业环境，构筑创业发展大平台。建议以吸引海外归国人员创业为重点，积极倡导公众创业，适当降低公司注册资金门槛，允许注册资金分期到位，允许本市在职人员向民营企业出资入股；吸引全国各地民营企业来沪投资创业，坚持服务全国、服务长江流域、服务长三角的重要战略，支持各地民营企业总部、营运中心、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等功能性中心落户上海。
汪胜洋供稿
上海应对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几点建议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自2004年1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一年。一年多来香港享受零关税的产品从374种扩大到1087种，进入内地货值超过8.5亿港元，为香港制造业和服务业抓住CEPA带来的勃勃商机，不少企业和市民纷纷进入内地经商创业，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振兴和繁荣。
反观上海，在CEPA发布后，各区政府纷纷组团去香港进行商贸洽谈，一年过去了，成效不是十分理想。上海企业界在CEPA所孕育的巨大发展机遇面前似乎反应较淡漠，出现“政府热，企业冷”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二点：一是企业对CEPA中许多具体政策内涵了解不深不透，加上许多内地企业缺乏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因“心虚”而“止步”。其次是政府去香港选择的商贸洽谈对象主要是香港的一些著名大企业，主观上是想引进大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却不十分理想。我们认为，引入香港的中小企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在重视大企业招商的同时加大对香港中小企业的招商力度。企业的大与小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其结果也会不同。比如，香港的中小企业放在香港区域，从资产量看是小的，放在上海区域与上海中小企业比，它可能又是大的了。再则，香港的中小企业与上海中小企业从资产量比如是同值，但从香港中小企业所拥有的市场以及管理经验等其他角度比，上海中小企业就难以与其等量齐观，它又是大的了。此外，香港的企业大多在城市楼宇之间发展，很适合移植于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土壤之中。因此，加大对香港中小型企业的招商力度既能帮助上海企业实行梯度升级，又有利上海楼宇经济的扩量发展。
二、研究和建立沪港两地中小企业的咨询平台，为实行双向并购创造条件。并购是优势企业选择当地目标优势企业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扩大市场份额和企业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市场运作方式。在政府招商经济发展思路中，往往优先考虑将上海的优质企业为香港优质企业所并购，从而实现企业的效益最大化。这种并购固然能起到壮大本地经济的作用，但毕竟从利润获取值来看，本地经济取值较小。如能实行双向并购思路，即在为香港优势企业配之本地优势企业实行并购的同时，考虑将本地优势企业寻找香港目标优势企业实行并购，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上海具备并购香港中小企业条件的优势企业也不在少数。政府应为这类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平台和政策指导，为上海中小企业的壮大搭建舞台。只有上海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了，上海整个经济发展大局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三、借助香港运作经验，为上海品牌发展战略服务。一个好的品牌，一般有三方面的特质：1、商品材料；2、制作工艺或科技含量；3、商品文化积淀。有了这三个特质的商品，其品牌发展便有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包装。包装又分硬包装和软包装，硬包装较容易做到，而软包装，上海的品牌还缺乏经验。像上海的一些本地品牌在特质方面具备了条件的不少，为何不易成为区域性、国际性的大品牌？包装是个主要问题。软包装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整套现代的科学的市场运作手法。香港有一批很专业的公司和职业操作专家，上海应重视将其引入，为上海本地品牌进行品牌包装的市场运作，为做大、做好上海的品牌服务。
朱明供稿
增强上海地区水资源生态安全的建议
上海地处长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下游河口平原三角洲河网地区，常年可利用的水资源包括本地水资源和过境水资源两部分。其中本地水资源包括当地径流和可开采的地下水，过境水资源包括长江过境水量和上游太湖流域来水。由于丰沛的过境水量，上海市水资源总量丰富，为9,100.96亿m3，人均为54,367m3，为全国最多。但是受地理、气候、海洋、上游径流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的水质问题，导致每年有一定程度的洪涝灾害和局部地区缺水。
受上游太湖、淀山湖等水污染的影响和本地污染源的危害，上海地区水资源水质状况不容乐观。2002年，淀山湖总体水质达到重污染水平；全市评价的骨干河道水质V类水占14.3%，劣V类水占50.7%，比2001年增加了12.5个百分点；长江口氨氮、总磷等5项指标超标，有溶解氧有逐年转劣、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浓度逐年上升的趋势。农业面源污染对水体污染的贡献率已达60％左右，并有逐步加剧的趋势。此外，长江口盐水入侵，尤其是北支咸潮倒灌日趋严重，影响长江口水质，上海市已成为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针对上海市水资源的现状和安全隐患，为了减弱以致消除上海地区水资源的生态安全隐患，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上海建成生态化的国际大都市，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对本地的水环境，除了继续加强点源治理之外，建议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这是解决上海本地水质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必须对现有的农业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改造，推广应用有机农业、现代绿色农业的耕作、经营模式，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改造农田灌溉、排水系统，形成区域汇水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的面源转化为点源；汇集的农田出水，流经湿地后汇入主要排水河道，发挥湿地对农田出水水质的净化作用；相应湿地可利用原有的自然湿地，如苇塘，也可通过生态工程措施进行营建；湿地规模、布局应根据区域农田规模、景观特征来确定。
2、对长江来水，建议增建沿江和江中蓄水水库，增强区域水资源调蓄能力。建议利用长江口沙洲的涨潮沟尽快建立一系列“水库链”，可灵活调度，避咸蓄淡，达到避咸避污和蓄水的双重效果。
3、对太湖流域来水，建议在青浦区境内恢复和重建湖泊和河网湿地，扩大水源涵养地。上海地区用水的80％以上来自太浦河和淀山湖的水，而太湖和淀山湖已经演变为富营养型湖泊，为确保原水供应的质和量，必须采取措施扩大水源涵养地，并加强保护。建议在青浦区相关区域建立水资源湿地涵养区。在辖区的主要集水区，进行退田还湖，恢复和重建湖泊和河网湿地，规划重建湿地面积约110.5km2；利用湿地强大的水质净化功能，不仅可以消除或减弱当地的农业面源污染，还可净化上游来水，可解决上海市水资源面临的一些问题。
4、完善上海市水资源生态安全和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首先应加强水源地保护的立法，尽快依法划定长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制订有关长江水源地保护条例；鉴于上游来水水质对黄浦江的影响，应将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扩大到淀山湖流域；此外，还应采取建立水资源保护生态赔偿机制；严格限制影响水源地水质的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对影响水源地水质的有关污染源提出限期治理的要求等措施。
陆健健供稿
严防禽流感，加强本市禽类动物防疫监控的建议
禽流感是一种新型的人畜（禽）共患疫，对人畜（禽）危害极大。2003年，泰国有12人因感染高致性禽流感病毒而致死。2004年1月，上海南汇康桥发生禽流感疫情，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反应迅速，应对措施有力，及时扑灭、控制了疫情的蔓延，积累了防控经验。由于禽流感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高度警惕。
在严防禽流感方面，目前尚存在下列薄弱环节：其一，预防监控意识淡化，对防疫的持续性认识不足。在疫情期间采取的有效防控措施，事后往往未能坚持，对活禽养殖、运输、流通等环节的消毒措施松懈，走私入沪的禽类品屡有发现。其二，防疫科研力度不足。缺乏专门防疫科研机构，缺乏人员、经费的投入，科研进度缓慢。其三，防疫规划存在局限性。综合防控措施仅局限于活鸡一种，忽视水禽、飞禽、观赏禽的健康带毒隐性传播的隐患，在养殖、运输、流通等方面缺乏防控规范措施。其四，防控措施尚待进一步完善。如外地活禽违规运输入沪批发，零售交易频繁；违规屠宰、不检漏检突出；忽视禽流感病毒灭活标准与气候变化关系；未达到定点屠宰及防控的规范卫生要求。其五，尚无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动物防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主管的农牧部门和协管的卫生、工商部门，未有常态化预防长效监管机制。
为加强本市禽类动物防疫监控，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预防性监管机制。须电脑连网，各地互通情报，获取入沪禽类动物产地疫情的第一手资料，密切关注自然环境及气象变化（空气、阳光、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等）的监测，关注国际疫情尤其是东南亚诸国；重视疫苗和消毒剂的质量检测，严密疫链各环节的消毒措施及监测效果，控制病原体传播，以便于启动防控应急预案。
2、抓紧疫控课题的研究立项工作。农牧科研部门要进一步探索禽——猪——人——兽（野生物动）相互感染机制和人畜（禽）共患疫的发生、传播、流行的规律，抓紧对家禽抗病毒研究，开展家禽抗病性的遗传育种研究，以利于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
3、制定和实施禽类（旱、水、飞禽）动物的养殖屠宰规划。改变落后的养殖方式，对禽类动物进行普遍的免疫是当务之急，宜逐步构建整体防御体系，严格禽类动物排泄物的无害化处理，推行科学的生态循环养殖。养殖、屠宰是传播的主要源头，除旱禽（活鸡）定点屠宰外，还应加强对能起到传染作用的、健康带毒隐性传播的水禽（鸭鹅）及飞禽（鸽、候鸟）、观赏禽（鹦鹉等）的管理和监控，宜在禽类动物养殖密集区域建旱、水禽分列的现代化屠宰厂，规范禽屠宰管理，严格检疫、检验方法和程序。
4、制定和实施禽类动物的流通交易规则。加强对活禽运输的控制和限制，统一要求密封运送，在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尽可能取缔活禽交易。对活禽供应量较大的批发、零售网点，建立符合国家畜禽卫生标准、设施设备齐全、检疫检验达标的分宰点，严禁不具备场地、设施、卫生条件的批发市场、菜市场、副食品市场、集贸市场违规屠宰禽类动物，防止病原体扩散。
5、推动禽类半制品成为可追溯的禽肉类商品。从目前无商标、无产地、无生产日期的初级产品过渡到包装形式规范的禽肉类商品，便于一旦发现问题，即可追溯源头。
林荣泉供稿
关于在沪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几点建议
目前，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员已达498万人，其中务工经商且工作时间约三个月以上的流动就业人员就达370万人。流动就业人员进城务工，增加了上海二、三产业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化了上海的投资环境，为上海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流动就业人员大规模进城务工也给上海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流动就业人员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赔的应有权益等得不到基本保障，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上海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仍显脆弱的上海城市保险体系，如贸然将流动就业人员纳入城市保险体系，将不堪重负。
2002年9月起，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对上海的流动就业人员实行综合保险。这个综合保险的优点在于：适应流动就业人员的特点，用较低成本，适度保障流动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增强了用工单位的抗风险能力；缺陷在于：上海的综合保险不设个人帐户，缴费方法、管理方法、保险金申领方法完全独立于城镇社会保险之外，是个独立的险种，即不存在参保者个人以前基本社保缴费与上海综合保险接续的可能，也不存在与以后的基本社保缴费衔接、相连的可能。这样的综合保险显然是不能解决流动就业人员养老问题的。
国务院曾提出“广覆盖、四统一”的养老保险覆盖计划；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实行基本养老金基础部分全国统筹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就解决城市流动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问题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因此，上海综合保险虽然有其进步性，但上海市政府不应将其作为长远的政策目标来执行。作为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在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问题上，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吸取广东、浙江、江苏、吉林、辽宁等地区的有益做法，上海有能力为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最终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本提案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和完善流动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省级养老保险调剂基金，在完善市级统筹基础上，逐步实行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的方针政策。尽快建立和完善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体系。上海的综合保险应逐步向小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过渡，直至完全接轨。
2、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建立流动就业人员个人社会保险帐户。并坚持做实、做好个人帐户，这是实现“小统筹、大帐户”的需要，是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转移衔接的基础。
3、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流动就业人员帐户的管理。在国家“个人异地就业社会保险帐户转移办法”出台前，上海要严格做好个人帐户的征缴、封存、监管工作，保证流动就业人员个人帐户的安全，并为流动就业人员查询个人的社会保险帐户，提供方便。保证流动就业人员一旦返回原籍，合法权益仍能得到保障。
4、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平台。建立能准确记载本市流动就业人员缴费情况的信息资料库；建立能与全国互联互通的社会保险信息平台。为流动就业人员的异地社会保险将来的转移做好充分准备。
5、确定转移原则，明确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金领取地应为户籍地。这有利于流动就业人员合理的流进流出，减缓输入地的人口压力；有利于输出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在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出台之前，上海应改变“现收现付”、“连续了断一次性领取”的做法。
6、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的管理。市劳动部门应加强协调机构的建设，完善法治体系，合理引导、督促和指导各区县搞好服务。各区县也要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对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管理的水平。要加强流动就业人员的前期管理，引导流动就业人员在本市有序就业。
朱继强 周自翔稿
关于上海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探索文艺院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然而，相对于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对照兄弟省市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上海在这方面的改革创新则显得滞后。
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新阶段，上海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机遇和挑战。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如何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竞争力，充分发挥上海特大型国际化城市的比较优势，推动公益性、文化性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十分重视上海的文化事业发展。国家把上海确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要求上海先行先试，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创造新鲜经验。前一阶段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特别要求上海的文化发展要走在全国的前列。中央的期望是上海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文艺院团是文化市场主体的重要生力军，是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海市属文艺院团16个，加上区县共计74个文艺院团。近期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安排，需要重点探索上海文艺院团的分类改革，积极创新文艺院团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营造推动文化创新，有利于多出精品和多出人才的制度环境，从而增强上海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动上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我们认为，当前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思路是：重在体制机制创新，抓住四个关键环节：一是重塑院团文化市场主体，努力形成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有竞争能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艺院团；第二完善市场体系；第三环节要改善宏观管理；第四要转变政府职能。其工作重心主要是深化公益性国有文艺院团的内部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为了推进文艺院团改革，优化完善市场主体，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设立面向全社会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及相应基金管理机构，向各类所有制文化院团采购文化产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支持优秀文艺院团发展。
2、建立“上海演艺工作者行业协会”，形成行业发展、管理的自律机制，贯彻国家文艺方针，维护会员权益，规范演艺市场行为，并承接制定行业标准、准入资格等部分政府职能；以此为载体，支持发展文化艺术市场中的中介、中间组织，活跃、规范文化市场。
3、处理好院团和剧院之间的关系；调整政府文化投资结构，改变政府对国有院团的投资方式；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确保特种职业演员（例如芭蕾舞演员等）退休后的保障；向广东学习，建议由政府和邮政共同开发电子票务系统，共建文化票务网。
4、继续鼓励社会对经营性文艺院团的投资，加速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化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形成发展民营文艺团体的良好舆论氛围。
5、加快演艺事业国际化进程，强化与外国文艺主体、投资主体的合作交流，引进外来优秀文化产品，提升、丰富上海文化生活，加快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步伐，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把上海打造成国际文化艺术的中心之一。
6、加强院团管理，要做到所有者、经营者和演员三权分立；并解决行政冗员问题，按照国际惯例，行政人员配比不能超过10%。
7、大力倡导演艺“项目制”生产方式，实行制作人制度。
8、对于已经成功转制的文艺院团，要把准市场的脉搏，加大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的演出及其附属产品的开发力度，将产业化能力升级，逐步进入正规化的文化产业运行轨道。
9、采取一院（团）两制的形式，让一部分演员组织起来，走民间职业剧团办团之路。
10、大力培养人才，加强演员基本功，提高综合素质，同时引进优秀的人才，为演员创造演出机会。
郑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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