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坐落在一条宁静的小路上，走进大院，高大的乔木在料峭的春寒里依然葱茏，它们的根深深扎入大地，枝干却笔直地伸向天空，这正是我想像中和科学打交道的地方，安静、简单、执著、谦逊，一如那群忙碌和工作于此的人们。和许多科研工作者的实验室一样，中科院生化所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刘望夷的办公室有点杂乱，有点狭小，因为它容纳了过多的物件：整排的柜子，正在翻看的书、资料，各种的试管、仪器，随时可以打发一顿饭的餐具。这既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他思考、实验、休息甚至用餐的地方。在这个大院里，他已看过了四十六载冬去春来，和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乔木一样，经受风雨，沐浴阳光。
　　1955年——美好的科学梦
　　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生化专业，刘望夷研究员步入生化领域已五十年了。中学时代的刘望夷文理兼长，不仅理科成绩突出，更写得一手好文章，得过不少作文奖。1955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人民画报》上看到北京大学的介绍和照片，美丽的未名湖和燕园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名湖边矗立的高级神经活动实验馆更使他心向往之，正值高三的他暗暗决定将北京大学生物系作为他报考的第一志愿。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看似重大的专业选择其实往往源自于少时的兴趣，刘望夷研究员也不例外。高中学习时，生物学散发出的巨大魅力便深深地吸引了他，说起这不得不提到两个人，正是他们以敬业的精神担当起了科学启蒙者的角色，点燃了少年刘望夷的生物学梦。其中一位是他中学时的生物老师袁世昌，另一位则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赵以炳。中学的生物课给刘望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他仍能准确地说出当时中学生物课本的名字——《达尔文主义基础》。他记得那位生物老师授课特别生动有趣，常能把枯燥的结论融进形象的例子中，听来意趣盎然，有滋有味。这激发了他对于生物学的兴趣，课余时刘望夷会找来有关的书籍、杂志翻看。在这些随意的翻看中，一扇真正的生物学大门向他打开了。当时，前苏联诺贝尔奖得主巴甫洛夫的研究对国内生物界的影响很大，为了系统地介绍巴甫洛夫的研究成果，北大赵以炳教授在《生物学通报》上以讲座的形式连载了一系列科普文章，详细地讲解了巴甫洛夫对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这是一次神奇的科普阅读经历，它使刘望夷更坚定了学习生物学的志愿，也为他后来投身于科学名著的翻译埋下了种子。
　　1960年——远去的科学梦
　　1960年，五年的北大学习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结束了，毕业时刘望夷被分配报考中科院研究生，成为“大跃进”以后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第一批以应届大学生身份考取的研究生。当时国际上一些著名的RNA专家根据tRNA比核糖体RNA的酶解速度明显缓慢的特点，提出tRNA分子中的稀有核苷有阻碍作用。据此，导师布置了研究任务，但刘望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tRNA的酶水解速度缓慢的原因不是稀有核苷的阻碍作用，而是tRNA的高级结构，而镁离子对稳定tRNA高级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一发现，他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撰写了两篇文章，并译为英文转载《中国科学》。后来，国际著名杂志《Nature》,《Federation Proceedings》和《Progr. Nucleic Acid. Res. Mol. Biol》分别于1965年和1968年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中国的核酸研究，对镁离子稳定tRNA高级结构这一发现给予了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现在，这一研究成果已写入生物化学教科书，对测定RNA一级结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研究生期间，刘望夷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和英文版《中国科学》上共发表了六篇研究论文。1965年完成研究生学习后，他继续留在生化所从事研究工作，一条美好的科学研究之路似乎即将展开。但是，“文革”打断了正常的科研工作，一次次的政治风波使他离开科学研究越来越远，1965年至1970年，整整六年他没能再跨进实验室。
　　70年代末，“文革”的阴影还未全部消散，生化所的研究工作仍未恢复到正常状态。为了能将国外生物学的重大发现介绍给国内同行，刘望夷研究员决定着手翻译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的名著《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这本书不但详细地记述了1951至1953年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更包含了对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精神的探讨，生动的情节和流畅的文笔使这本书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青少年，都不失为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为了准确地还原原著，刘望夷研究员经常向主持过英文报纸出版工作的前辈沈昭文先生请教。经过字斟句酌的翻译，这本书已成为国内科学类读物的首选之一，并被《科学时报》选入“印象深刻的几部科学史著作”，刘译本更被广大读者推为最佳译本。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此译本无法再版，但为了让这部优秀的科学读物传播得更广，刘望夷研究员已将该书发布在网上，全文纳入“超星数字图书馆”，让更多的人共享这笔科学财富。他希望年轻人能像当年的他一样，从这本书里发现科学的魅力，拥有一个执著的科学梦。当他得知同学之子因为读了这个译本走上生化研究之路，并终而成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助理教授时，他欣慰地笑了，同一个科学梦，他盼望年轻人比他走得更远更好。
　　2005年——梦圆之时
　　“文革”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遭受了十年停顿的科学研究缺乏经费，没有先进的仪器，发展缓慢，成效并不大。1982年至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刘望夷研究员在加拿大圭耳夫大学植物与遗传学系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从事研究工作。归国后不久，他在九三学社老前辈王德宝院士和生化所所长王应睐院士的影响下，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中科院九三学社组织集结了不少老专家，是一个极有威望的民主党派，能成为其中一员让刘望夷研究员感到了一份别样的责任。
　　1988年，刘望夷研究员组建了自己的课题组，从拥有一间半小实验室，到两间、三间，直至拥有四间实验室，实验的条件改善缓慢，研究经费也很少，但科研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那几年里，他努力地工作着，要把耽搁的时间追赶回来。1993年至1994年，他又作为访问教授在德国柏林风湿病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刘望夷与他人合作完成的“tRNA结构与功能以及5S rRNA结构与进化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王德宝先生与他合作完成的《转移核糖核酸——结构、功能与合成》一书获得1998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多项奖项。2000年，已近退休年龄的刘望夷研究员停止招收研究生，可是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并未因此停止。从1963年起，他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1983年以来，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又发表了70多篇研究论文。2003年，他主持的“核糖体失活蛋白和核糖体RNA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年退休后，他仍不忘研究工作，继续进行“核糖体失活蛋白与核糖体RNA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这虽然属于基础研究，但却在抑制病毒繁殖上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他已与相关的机构取得联系，希望能在攻克禽流感病毒上开展合作研究。同时，他还计划将此项研究和防治艾滋病、治疗肿瘤相结合，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提供新的方法。
　　几十年的岁月弹指间而去，但为科学付出的每一份辛劳却结出了累累硕果。日历翻到2006年1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刘望夷研究员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由他主持的“核糖体失活蛋白与核糖体RNA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获得了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对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很高肯定。可是获奖后，他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春节前，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继续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课题报告会，邀请三十多位专家对项目的进一步推进开展了论证。在他看来，要将这项基础研究推向深处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采访中，对于科研工作的辛苦和坎坷，刘望夷先生始终视为应当，但是面对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的时间，他却难以释怀。虽然先生并未说出更多，但我深切感受到他对于时间的渴望。如果逝去的时光能够回转，如果今天的科研条件能在当年实现，他定能做得更多，开拓出一片更大的天地。面对这些，刘望夷先生由衷地羡慕年轻的一辈，这样的“今天”来之不易，它连接着几代科学工作者的梦：一个尊重科学的中国，一个富强的中国。
　　采访结束时，偶遇同在生化所工作的我社社员王恩多院士，她对我说，刘望夷先生在她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体味着这句话，我想这应该是一位科学家对另一位科学家最可敬的评语。

　　（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