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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它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之道，历尽曲折与艰辛，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由同情、支持进而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这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是农工党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是农工党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第一节 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统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一、革命失败前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1926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磨刀霍霍。在此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已蓄谋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军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请愿时，突遭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杀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和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邓演达及其革命活动
邓演达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因屡建奇功，1923年孙中山授予28岁的邓演达为少将参军职务，负责拱卫大元帅府，并赠亲笔题字、照片及手书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七位筹委之一，先后担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其品德与学识深为学员敬重。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组织、宣传上的各种计划。邓演达还兼军事指挥，参加了担任前锋的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亲临武昌城下，与攻城军司令统筹破敌之策，表现出优秀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者的卓越才干。
在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主持武汉工作期间，邓演达做了几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第一，收回英租界，一雪百年之耻。为保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英国舰艇云集汉口江面，配合吴佩孚炮击北伐军，当时在中国领海内的外国军舰达170余艘。英租界内设置沙包、电网、机关枪，与革命为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邓演达冲破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禁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江汉关英租界。经努力，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收回。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次空前壮举，维护了国家主权，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支持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倡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筹建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以百忙之身，亲任所长，聘请毛泽东为副所长。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毛泽东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第三，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邓演达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方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从“马日事变”到“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
蒋介石政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所属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称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
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邓演达曾两次走访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坚持革命，不要动摇。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的努力。邓演达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争取把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并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6月29日，在汪精卫的授意下，何键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日，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蒋、汪的反革命行径，表达了要继续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念。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邓演达与谭平山、苏兆征等极力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分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演达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无愧为武汉革命政府中左派的中坚人物。
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李立三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
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行前他还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八一”南昌起义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这次起义。章伯钧任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参加起义的彭泽民随军南下。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彭泽民已年过半百，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当医生，徒步行军，并沿途为伤病员看病。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被誉为一代名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他家。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彭泽民曾受赠孙中山亲题“博爱”字幅。他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都是为了挽国家于既倾，拯人民于水火。此后，他寓居香港20余年，为革命做了大量好事，充分体现了“博爱”的真谛。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和分共后，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到1万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至3万人；大革命高潮时发展到1000多万的农会会员绝大部分被打散。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进入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新的形势向一切愿意并坚持革命的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中国革命？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探索。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宣言》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宣言》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但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邓演达建党准备
邓演达于1927年12月离开莫斯科抵达柏林。他首先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新建党和党的纲领等问题。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书籍，研究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现状，从中吸取经验，寻找规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关注着国内的形势，用通信方式与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换学习心得，分析时局，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大计。宋庆龄曾评价邓演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邓演达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实地考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邓演达锲而不舍，形成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即：1、中国社会机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用过的名称，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
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季方、郭冠杰、丘哲、陈启修等30余人。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代表们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
开会地点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晚7时开到夜间10时。“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正式成立。
9月1日，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但惧于蒋家权势，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外界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但“第三党”的称呼很快就传开了。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组织工作
制定了《组织工作大纲》，提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成新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随时随地能发动起来去斗争；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每个分子都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所以，“发展组织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按“忠实、决心、认识、能力”四个条件吸收一批基本党员，训练一批党务工作人员。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临委会建立了：中央区、北方区和南方区干部会。中央用《通告》、《指令》指导地方工作。必要时向地方派出通讯员或特派员，使中央和地方建立密切的联系。党员人数到邓演达被害时止约2000人。
宣传工作
临委会很重视宣传工作。创办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并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编委会，其宗旨是“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准备向仇敌斗争”。其主要内容是“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邓演达亲自撰文，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每期都有他一篇作为带头的文章。邓演达文思常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万言长文一气呵成。从回国到被捕前的15个月里，虽经常忙于实际的活动，而于百忙中他起草的文件、宣言及论文计20多篇，近20万字。《革命行动》出版后，影响较大，发行量递增。但发行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勾结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予以查禁。第五期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仍被查禁。1931年4月，又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行动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它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和时事评论在国统区的其它报刊上很难看到，群众争相传阅，发行量很快由每天500份激增至1万份，就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和监察院都能看到此报。《革命行动日报》在邓演达被捕后被迫停刊。与此同时，各个大区都创办了地方刊物，与中央紧密配合，阐明党的纲领，鼓动反帝反蒋。
军事工作
根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开展反蒋斗争。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该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还参加了临委会，从而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为全国反蒋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利用邓演达等同国民党各派军队上层人物的各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如：临委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多次派人到驻守江西的18军和19路军中做工作。18军是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陈诚一直是邓演达的部下，且邓演达对他有救命之恩。陈诚曾明确表示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并愿意在军事与军费方面给予支持。
三是策划武装起义。1931年3月1日，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软禁，激起粤派中央监委和其他反蒋派系的不满，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临委会认为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起义计划。为推动武装起义计划的顺利进行，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干部训练班，受训干部将被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
三、邓演达被害后继续坚持倒蒋抗日斗争
邓演达被害
临委会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很多同志力劝邓演达到日本或香港暂避，但邓演达坚定地表示：“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并说：“为农工平民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准备着被残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时刻准备着，准备着那最后的一刹那。”邓演达始终坚持在上海领导革命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二期干部训练班，邓演达授课并主持结业式。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要求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交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囚禁初夜，有看守愿冒生命危险营救邓演达同逃。邓演达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遂婉言谢绝。邓演达被押送南京后，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要他放弃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自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再派人劝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与他合作，即可获释。邓演达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又亲自找邓演达谈话，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作何想法，希望乘此言归于好。邓演达明确答复：要谈感想当然有，要不是你叛逆孙中山先生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么猖狂吗？！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中央和黄埔革命学生多方设法营救。营救的准备工作就绪，但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转移。邓演达托看守传出纸条：“我已被押至紫金山的荒屋中，以后通讯不可能，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对邓演达，蒋介石“杀之可惜，纵之可畏”，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最后一次派人见邓演达，要求在他下野期间不要写反蒋文章。邓演达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写信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邓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终于下决心杀害邓演达。
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杀害。终年36岁。
邓演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很快就明确地提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革命处于低潮，一些人陷于消沉的时候，他的战斗纲领，他的坚毅勇敢，他的人格力量，激励着遭受挫折而分散的同志们继续奋斗。
毛泽东盛赞邓演达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1年，毛泽东与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1925年在柏林与邓演达相识并结为好友的朱德，为邓演达殉难十周年的题词是：“择生（邓演达字）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说：“邓演达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在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临委会倒蒋抗日活动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通电，谴责蒋介石“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对“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各地临委会成员以极度的悲愤之情，开展了全党性的悼邓反蒋运动。
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顿失核心。这是临委会最艰难的时刻。经中央负责人商定，党务暂由黄琪翔主持。黄琪翔是广东梅县人，1926年北伐时因与叶挺独立团并肩战斗，在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著名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一起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美誉，1927年被擢升为第四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黄琪翔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与先后到达柏林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过从甚密。1929年，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名义，陪同宋庆龄回国，主持孙中山灵柩由北平香山碧云寺移葬南京的“奉安大典”。黄琪翔受命于危难之际。首先是有重点地整顿组织，即改组上海组织，加强北方组织，重建南方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临委会的同志们继承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积极投入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邓演达被捕已有一个月，临委会正处在被国民党当局残酷迫害中。临委会以极大的悲愤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谴责中国统治阶级“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响应临委会中央号召，组织党员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发传单、写标语，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
1933年5月，日军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冯玉祥汇集各方爱国部队，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临委会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前去参加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黄琪翔与警备京沪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北伐时第四军的老朋友，在上海又是邻居，时相过从。两人都力主抗战，认为：不抗日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言抗日。当何应钦电告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冲突”时，蔡廷锴拒不撤防。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的壮举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因而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黄琪翔一面策动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自动参加抗战，一面组织临委会成员组成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作战。临委会还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慰问等活动，同时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了16项反蒋抗日主张，明确提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束缚的镣铐，建立全国农工民主的政权。”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苦战月余，终于在国民党政府的绞杀下失败，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是“剿共投降”还是“联共抗日”？蔡廷锴经常到黄琪翔家商讨有关问题。黄琪翔建议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联共”才能联合全国的抗日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强敌。60多位在上海的临委会成员陆续到达福建，与十九路军一起在当地开展工作。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出席了李济深在香港召开的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于同年11月抵达福建。临委会100多位干部汇集福建，参加“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黄琪翔领导的临委会、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反蒋力量，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会议，致开会词，会上通过了由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大会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举李济深为主席。22日，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府决裂。临委会领导成员在福建政府中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黄琪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主任（即总参谋长），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麦朝枢、万灿、詹显哲任政府秘书。郭冠杰任延津省（福建政府下辖4省之一）副省长等职务。《人民权利宣言》刊出后，《大公报》发表时评说：“观前日大会通过之纲领，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到达福建的临委会成员日益增多，组织不断壮大，工作十分活跃。这时，福建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介石所把持操纵”，成为“残民卖国之手段”，所以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均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同时参加事变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决定组织“生产人民党”，在李济深、陈铭枢等所有国民党员联名声明脱离国民党后，为顾全大局，经反复磋商，12月11日，临委会以“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登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策略地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参加福建事变的各党各派，都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奋力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福建事变虽遭失败，但其意义是重大的。福建事变领导人明确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颁布了一系列民主主义政策法令，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革命派的进一步团结和将来的进一步与中共合作。
第二节 致力于抗日救亡，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一、国难当头，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1934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临委会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从福州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2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在香港两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决定否认《解散启事》，恢复临委会组织，按邓演达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为缩小目标，分散敌人注意力，决定分赴国内外活动：黄琪翔、连瑞琦等去德国，章伯钧、李士豪、何世琨、郭冠杰等东渡日本，漆琪生等回上海，周惠生、王一帆等到北平，李伯球等留广州，皆以香港为联络点，由彭泽民、丘哲留守，经常交换国内、国际政治斗争情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侵吞我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残酷压制人民的爱国活动，民族危机更趋严重。章伯钧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日本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就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与此同时，在德国的黄琪翔、连瑞琦等也积极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活动。章伯钧函告黄琪翔在日本商议的情况，黄琪翔复信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随后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确定“抗日、联共、反蒋”总方针，同共产党加强合作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
临委会屡仆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历史事实促使农工党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问题上深思，不断总结经验。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关于党的组织，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分别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为完成这一任务，解委会提出了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会议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
二干会议标志着解委会的历史转折。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进一步同共产党合作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展开的。解委会负责人彭泽民1937年12月由香港到武汉赴国难，联络冯玉祥等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排斥，被迫返回香港。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发表文章，希望国民党接纳各党各派的政治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这期间，解委会看到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散布亡国谬论，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共产党却积极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从这一对比认中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当中共参政员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时，代表解委会的章伯钧随之提出“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的提案，并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为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38年2月，解委会由章伯钧、彭泽湘出面与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过去两党间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解委会明瞭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抗日战争“心里有底了”，为解委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会谈后，解委会在武汉召开三干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倒退活动，中共于1941年春季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国共两党又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对解委会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此，农工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月25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与我们建立了更密切之合作。3月间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中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解委会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与嫉恨。自1938年起，蒋介石多次派陈诚、陈公博等威逼解委会“解散组织”，“同国民党一起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或者“由政府拨出一笔款子，划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组织生产”等等，这些花招都被解委会坚决抵制。
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恢复和发展组织
二干会议后，解委会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指导全党的工作，解委会编印了《政治通讯》和《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由总通讯员秘密送往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组织。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委员会或支部，在爱国军人中开展活动，成立了各种学生救亡组织和工人、农民组织，创办了《草原》、《妇女知识》、《大学文艺》等月刊，并在冀南豫北一带集结农民和枪支，为游击战争作准备。北平成员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建立了华东局，领导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市工作。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组织，成立了青运、工运两个工作组，吸收和联系学生、工人五六千人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还分别向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派出干部，指导抗日救亡活动。出版了《行动》、《铁掌》等刊物，组织工人、青年开展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同河南、福建的部分地方团队建立了军事联系，积极为抗日作准备。华南区的组织工作集中在广东，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团结福建失败后留在广州的一部分老党员，通过工农学生运动吸收新党员，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青年联络点”，创办了《南方青年》、《南针》期刊，积极开展反蒋和宣传抗日的工作。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少量的农民武装，为参加抗战作准备。在汕头组织了“反日十人团”，暗中袭击日本鬼子，严厉惩罚侵略者。
1936年2月底，解委会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再次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针对日趋严重的形势，指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社团提议：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以迎头痛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宣言》的发表，进一步表明了解放行动委员会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和决心。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1936年6月1日，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抗日。解委会参与、策动并积极支持了这一抗日反蒋行动。在南宁召开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席会上，章伯钧一再强调“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一要靠红军的胜利，二要靠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政策，应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10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等会晤。大家认为，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共产党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这就有可能促进联合抗日的实现。解委会在国民党中间进行促进联合的工作，有益于推动联合抗日。与会同志同意并支持黄琪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公开参加团结抗战的工作。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开始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加紧了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
11月，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策动宋子文，两访阎锡山，对实力派人物开展工作，希望他们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冬及1936年11月底，解委会两次派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会晤，并被介绍同张学良会见，一致主张联合全国，实现武装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在中共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战的条件。
1937年暮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商讨团结抗战的决策。此间，周恩来等与黄琪翔时有往还，就联合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共领导人希望黄琪翔利用本身条件，为增进合作抗日起些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次，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到黄琪翔住所访问时，黄琪翔约了国民党的张群一起商谈，留他们在家里共进午餐后，在庭院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现在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均有陈列，成为解委会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见证。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解委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具体响应中共《通电》。解委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其组织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转入战时状态，广大成员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
参加对日作战
解委会负责人黄琪翔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了“八·一三”凇沪抗战。在他的掩护下，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等一批解委会干部参加了抗战工作。财务委员会书记丘哲在上海配合作战，发动党员和群众成立了“抗日后援队”、“前线慰劳队”，积极支援抗战。不少党员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之役，与日寇浴血奋战，历时3个月，党的干部裘朝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为主任，周恩来、黄琪翔任副主任。解委会的一批干部在政治部中做了大量工作。黄琪翔支持夫人郭秀仪与宋庆龄、宋美龄、史良等一道发起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44个保育院，收容烈士遗孤、在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上前线无力照顾的孤儿计3万多人。黄琪翔后调任第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琪翔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出征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中委季方通过黄琪翔的关系，在武汉组织了抗日政治大队，担任大队长，解委会部分干部参加了政治大队。1938年，季方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进入华东敌后，联络和争取各地方部队参加抗日。1941年，季方担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领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敌伪在如皋东至海滨，南迄江边，统统修起竹篱笆，企图进行梳篦式清乡。季方指挥主力部队全部跳出樊篱，在外线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民兵和便衣武装则始终坚持在“清乡”区内与敌周旋，并组织群众几十万人次破击篱笆。“七一”夜，在主力部队掩护和其他分区的支援下，在150公里封锁线上联合行动，烧篱笆，割电线，锯电杆，挖公路。日伪惨淡经营3个月的篱笆封锁毁于一旦，且无法修复。第四军分区军民取得反清乡胜利，中共苏中区党委予以嘉勉。
组织抗日游击武装
在冀南豫北地区、安徽和广东，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如在安徽潜山成立了“游击第一支队”，在桐城成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骚扰打击敌人。平津沦陷后，撤离平津的部分干部，分别到新乡、磁县、邯郸等地组织群众，建立了游击纵队，白天堵击过往的敌人，夜间偷袭敌营，使敌人防不胜防。北平工作团书记王守先与“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合作，在涿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拔去10个指甲，放狼犬活活咬死，壮烈殉国。广州沦陷后，在广州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在粤北的新丰、佛岗、英德等地以及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龙门、从化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同敌人大小战役10余次，击毙日军官、军曹各9人，汉奸8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游击队员有80多人。在日寇的刑场上和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的战场上，都洒下了解委会烈士的鲜血。
成立抗战团体，出版抗日刊物
北平、天津、广州相继成立了华北青年抗日会、中华抗日同盟会、抗战青年团，有成员千余人。又成立了乡村抗敌工作服务团，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征集武器，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解委会在华南出版了《抗日青年》、《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刊物，积极开展宣传和支援抗日救亡的活动。在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通过“青年抗日工作团”和“黎明剧团”，在工人、学生和海员中进行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宣传活动。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抗战行动》旬刊。解委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抗战行动》刊行后，国民党蓄意刁难，迟迟不予登记，还要求解委会解散组织，解委会断然拒绝。
四、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皖南事变”后解委会的活动
1939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甚，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公正舆论受到严重压制。在香港的彭泽民等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罪行，要求撤销反共部署，明示联共方案。同时，在香港的解委会党员与其他爱国人士400余人一起，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的联名通电。“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囚禁于湖北恩施，驻扎在此的黄琪翔夫妇为叶将军身陷囹圄，不能为国杀敌而痛惜。他们经常前去探望，有时带去叶将军爱吃的梅县家乡菜，以行动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径。1941年9月18日，解委会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14项为争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政治机关，确立民主方针，终止特务工作，扫除妥协分子，承认各党各派的存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对包括解委会在内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限制和加以迫害，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极为不满和失望，并感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各抗日党派产生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解委会负责人章伯钧、丘哲等积极活动，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其目的是“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各党各派多次在爱国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举行座谈，统一认识。由于抗战时期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常聚会于此，因此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经常到此会见各党各派领导人，或参加他们举行的座谈会，一起分析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励、支持和帮助主张抗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经各党派领导人多次秘密协商，决定将1939年建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解委会领导人章伯钧、丘哲当选由1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章伯钧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并担任组织部部长。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党派，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1942年加入的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解委会将自己的工作重点置于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道，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亡斗争。
由于解委会历史较长，有一定社会联系，又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因此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同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尤其是同盟成立伊始，解委会领导人负责组织工作，对初期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去掉“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此举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为以后更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民盟成为我国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第三节 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一、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重庆谈判期间为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这一形势，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制定并采取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以争取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解委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章伯钧9月14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指出：“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为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章伯钧提出：“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1945年11月初，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和王若飞邀集民主人士商讨如何动员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解委会积极行动，于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表明了反对内战的原则立场。《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中国内战，呼吁全国人民急起自救，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制止危害国家的内战。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问题。解委会对时局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二是渴望国共两党及全国各党各派和平建国。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斗争的焦点是关于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鼓吹“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部分中间人士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认识不清，要求中共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委会领导人踊跃撰文，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国民党不取消一党专政，中央军还是中央军，仅片面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国家化就是缴械给国民党。不仅共产党无法也不应放下武器，就是一切要求民主的党派和全国人民，也都不会同意共产党放下武器。”
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7月3日，蒋介石擅自决定11月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指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不是经过政治协商的国民大会，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伪国大召开以后，解委会负责人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国大不因中共和民盟之拒绝参加而如期召开，是为了‘合法化’的独裁。我们决不再容有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假若有人要毁弃五项决议，那就是自掘坟墓。”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解委会与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继续同中共团结合作，为争取真和平民主而奋斗。
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争论激烈。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
四干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更改了党名，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根据四干会议精神，农工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1947年2月底，国民党强令中共驻南京、重庆、上海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即进攻延安。农工党3月12日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这些举动，使“和谈之门，从此关闭，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今后将愈演愈烈”，战祸加深，危机四伏。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农工党提出了对时局的六项主张：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国共问题采取政治途径解决；要求保障人权，开放言论、结社自由，尊重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保障国权；要求政府即刻终止战时的经济统制政策，以全民命；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等，集中反映了农工党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与邓颖超假黄琪翔上海寓所，邀请了几十位各界知名人士聚会、话别，其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大家心情很不平静：对抗战刚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却又蓄意发动内战，把全国人民又推向战火的灾难中，感到愤慨；对中共领导同志的离去则感到难过。在这次聚会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对胜利充满信心，与会的人士很受鼓舞。黄琪翔夫妇向周恩来敬酒说：“祝你们早日回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能再相聚。”
蒋介石集团在军事溃败的同时，加紧了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迫害和镇压。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绑架、逮捕民主人士，农工党多人被捕。7月初，蒋介石又提出并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案”，随即在全国强化法西斯恐怖统治。农工党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更好地领导全党的反蒋斗争，于1947年7、8月间，连续向各地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了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指出反动集团对人民与民主人士的疯狂镇压，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危机，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告诫全体党员清醒估计形势，永远站在人民的前面。要求党员更密切地和群众结合，保全力量，健全机构，发展组织，加强工作。这些工作为广大党员迎接更艰苦的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农工党大力开展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工作，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壮大了组织。到1948年下半年，已在9个省的153个县城建立了组织。党员中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很大比重。如上海市党员6000余人，其中工人占第一位，学生占第二位，农民占第三位。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党员中，农民占70％以上。
三、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斗争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9月，农工民主党中央在香港举行扩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为了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农工党在中共指导下加强了军事活动，在东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运用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
组织武装
在江西九江、德安等18个县、区建立了有4500多人、3000多支枪的部队，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全歼九江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和警察局长，农工党九江县干部于灿烈在战斗中壮烈殉难；在湘西建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共3000余人，在共产党肖劲光、曹里槐的直接指挥下，在解放军113和117师的帮助合作下，同国民党军队经大小战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县；广东有五支游击队，共有人枪2600余，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广西组织了百余人的“富川游击队”，进行抗兵抗粮斗争；浙江省在中共金萧支队、浙东第六支队的领导与帮助下，组织了游击武装约300余人，与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协同作战；四川建立川北农民自卫军，与当地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瓦解逃窜的国民党二警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门和大批军用物资；安徽等地也都开展了武装斗争。
破坏敌军
农工党员隐蔽在国统区，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采取“抠出来”、“打进去”的办法，破坏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如：江苏江阴要塞炮台台长吴钟奇的任务是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农工党发展他入党，在解放军渡江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农工党员刘宗宽，大西南解放前夕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不久代理参谋长，大权在握。二野派人秘密住在刘家，他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军队部署、指挥官特征等等，提供了详细情报，一有变动，随时报告。1949年春，南京、武汉、西安相继解放，四川已感到威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伪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刘宗宽借机将大批军队从川东地区调到川北，为解放军从川东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解放军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入川，加速了重庆解放的进程。刘宗宽还向二野提供了蒋介石“保卫重庆决战”的绝密情报，并建议迅速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军队向云南撤退的后路。结果，不仅提前解放了西南，而且全歼了国民党最后聚积在四川的残余部队。在解放大西南的庆功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嘉奖刘宗宽：“解放西南第一功”。
收集情报
配合解放军的进军作战。农工党协助中共搜集敌方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军的进军作战创造有利条件。隐蔽在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党员收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如“广州绥署”的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国防部”的作战计划，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图和南京保密局特务名单与活动情况、国民党军令部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敌人封锁长江的通讯口令、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报，国民党在复兴岛高级军事会议的决议等等。所有收集到的情报，都从香港及时地转给了共产党，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
为国捐躯
在开展反蒋军事斗争中，许多农工党员英勇牺牲。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伟、上海市党部主委虞键、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做策反工作时被捕，被敌人杀害。在上海牺牲的烈士还有：郭莽西、赵寿先、焦伯荣、郑显芝。在浙江牺牲的烈士有：边美棠、周永良、朱程、宋无畏、黄立本、屠泽民。农工党四川省党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章培毅，在军事策反迎接解放活动中被捕；张孟晋受中共地下党指示，为支援华蓥山武装起义，到香港筹款，返渝后被捕。二人在重庆解放前夕，与同狱难友在渣滓洞被集体活活烧死，时年同为29岁。农工党西南地区组织工作负责人黎又霖，长期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白公馆壮烈牺牲。
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筹建新政协工作
响应“五一”口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又致函李济深等，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意见。中共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通电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对中共的号召“曷胜钦企”。6月，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从此，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参加新政协活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问题，为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在9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农工党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及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热忱地期待着新政协的召开，积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9至12月，农工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先后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1月25日，中共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达成一致协议。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参加新政协
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彭泽民、丘哲、季方等5人代表农工党，章伯钧代表民盟出席了会议，直接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0人：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王一帆、李健生（女）；还有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季方、李伯球、韩兆鹗等3人，特邀代表黄琪翔等出席会议。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会议。农工党的领导人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实际工作。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章伯钧、彭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季方任交通部副部长，梁希任林垦部部长。
简要总结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的：由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的道路，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农工党70多年走过的道路，是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是从爱国主义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合作，不断前进的道路。农工党走上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
李瑞环在庆祝农工民主党建党6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说：“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继承了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积极投入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和我们党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结下了患难与共、兄弟般的深厚情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致农工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民主党同我们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工党爱国革命的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为：为民族解放、社会民主而斗争；在建国后则为：为民族复兴、社会发展而奋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
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这就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中发挥作用
一、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1949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从香港迁到北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确定自己的前途，明确今后的任务”，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五干会议”中心任务是传达学习政协文件，讨论整理全国党务。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建党以来的主要成绩和教训。会议期间，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多数人不愿意取消组织，只是等待着最后做出“光荣结束”的决定。在关键时刻，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周恩来于11月22日上午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举行座谈，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周恩来邀集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党不必害怕自己消灭，但是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应该消极。周恩来的讲话语重心长、肝胆照人，听者无不心悦诚服、感激振奋。代表们反映：从中国实际出发，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年，今后也还要同共产党一道奋斗。农工党有责任团结广大的农工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勉励民主党派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使代表们深受鼓舞。
会议通过了《宣言》和有关政治、组织和工作的决议。《政治决议》的重点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同志”；“我们即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组织决议》的主要点是：“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继续切实进行全国党务整理”。“工人、农民、学生的一切群众组织，应立即鼓励和帮助他们分别参加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等全国统一领导的组织，接受统一领导，停止党的组织关系”。
会议通过《宣言》，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应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坚决奋斗，并要团结全党同志，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自我改造”。
二、整顿组织，加强自身学习和改造
清理整顿组织
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不同程度存在着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健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纯洁队伍、健全各级组织，各民主党派都相继召开全国性会议，作出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为贯彻农工党“五干会议”精神，纯洁党的队伍，健全组织，农工党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党工作。各地组织在当地解放后即已初步整党的基础上，规定“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立场作为团结的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作为团结的中心”，从思想上到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15个省、市和地区以及57个县级组织从1949年底起相继成立整委会，传达了中央“五干会议”精神，做出了整党的具体部署，对党员进行审查。到1950年上半年，各地党员中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党员，都分别转移到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转移了组织关系；有部分人被停止党籍和开除党籍。农工党原有党员2万多人，经过整党，到1950年10月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时核准登记的为1685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农工党中央于1950年9月25日发出《关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指示》，要求全党要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一次党内整风。决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今后教育全党的方针，以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行《共同纲领》，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为全党同志努力的方向；整风的目的是在首先改造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严肃纪律，加强全党的团结；整风要有步骤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12月中央学习指导处创办了《学习通讯》月刊，作为指导全党学习的期刊。各省市组织也分别创办了《京讯》、《沪讯》、《粤讯》、《学习与工作》等类似的期刊。
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
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农工党于1951年11月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大会听取了章伯钧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农工党政治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党务、党章、发展组织等决定。在关于组织发展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根据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及经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锻炼，已具备发展组织的必要条件。在农工党六干会议精神指导下，组织发展较快，至1953年初党员总数约增长了一倍，可以说初具规模。
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7月16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指示》。特别要求“基层组织必须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联系群众，遵纪守法，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为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和任务，在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向前迈进”。许多地方的基层组织，都加强组织生活，大力推动党员更好地结合机关的中心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并通过业务实践改造思想。
中央《学习通讯》也大量刊出辅导资料，解答学习中的问题，帮助和引导学习不断深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选派干部参加由各级政协统一组织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组，到农村、工厂从事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还有一部分负责人由政协统一组织到农村、工厂参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参加国民经济和人民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共同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农工党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中来，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新中国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加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1月10日，农工党发出了《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告全体党员书》，说明实行这个办法，是中央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号召全体党员坚决拥护，要以身作则，并积极向社会广为宣传，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献计出力。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农工党于1953年12月15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拥护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和棉布计划收购的命令》，农工党中央立即响应，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这两项命令既有利于全国人民生活的安定，也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土改法草案》。章伯钧在会上结合农工党创建以来在土改问题上的教训，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土改主张。他说：“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6月14日，农工党出席会议的委员章伯钧、黄琪翔、郭冠杰联名提出的《建议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工作案》获得通过。7月22日，农工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实行中国土地革命，是农工党基本的政治主张，为全党同志一贯奋斗的目标”，号召各地党员，“应本着自愿的原则，踊跃地分别参加各地区土改工作”。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土地改革都表示拥护，先后有367名党员踊跃报名并被批准到农村参加实际工作。各地参加土改的党员一般都有较好的工作表现，提高了思想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加强了阶级观念，体验到群众力量。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直接威胁我东北边境安全。6月30日，农工党发表了《美帝强盗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明，谴责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和侵略亚洲人民和国家的挑战者。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农工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做出了《关于抗美援朝的决议》，表示“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接受并完成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接着发出《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全党目前的中心工作，大力推动党员踊跃投入参军和捐献运动。1951年7月，我党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到1951年10月止，全党共捐献2亿多元（旧人民币）和金银首饰、手表及其他贵重衣物等一批实物，其中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慷慨地捐出了西式楼房两座。农工党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有的党员报名并获准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如张云川、李健生等，参加了中央或地方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章伯钧于25日发表《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党的工作》的文章。7月23日，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布了《关于临时学习委员会工作的联合指示》，根据《联合指示》，农工党制定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临时学习委员会组织办法》，并成立了农工党临时学习委员会，组织领导农工党各级机关干部和党员进行“忠诚老实”的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敌我界限，卸下了历史包袱，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在这次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农工党终于将出卖邓演达之后隐藏20年之久的陈敬斋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三反”运动中，又发现了一些重大的不法资本家同蜕化分子相勾结的贪污案件，影响极坏。为此，1952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活动。1951年12月27日，农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各地组织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1952年2月11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推进并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各地按照《指示》精神，陆续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采取依靠群众，全面检查，重点突破的办法，推动运动的开展。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很多党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加深了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认识，改进了机关风气，克服了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参加国家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参加了新政协和人民政府的工作，积极从事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部分党员并担任重要职务。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广大农工党党员，努力和全国人民一道，协助政府做好工作。
1953年《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出台后，章伯钧、彭泽民代表我党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在随后的基层普选中，农工党各地组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推动党员投入到当地的选举中去。有一部分党员因平时工作成绩突出，在群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选为各地的人民代表：直辖市的区代表33人，省辖县（市）的代表25人，县（市）辖区的代表22人，镇代表5人。
1954年，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农工党主要负责人参加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农工党有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周谷城等20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彭泽民、季方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农工党中央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加强爱国守法观念，尊重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务，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解放台湾，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四、拥护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农工党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给农工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我党于1957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务工作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政治决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农工党的作用。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应该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接受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监督。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农工党的工作空前活跃。各级组织以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教育为中心课题，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央机关刊物《学习通讯》改为对开报纸《前进报》，于1956年国庆节出版创刊号，文章短小精悍，版面新颖活泼，成为全党同志及所联系的群众互相学习交流、反映意见进行监督的园地，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在沟通群众同有关党政领导之间，发挥了桥梁与助手的作用。通过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党进一步增强了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融洽，统一战线出现了民主、活跃、生动的政治局面。
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尔后，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批评意见。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6月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帮助共产党整风之举，大大鼓舞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在座谈会上，农工党人士提出了大量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对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中共中央多次指出，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批评是诚恳的，正确的，对改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极为有益，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但是，在整风过程中，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由共产党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斗争，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迅猛展开。6月，农工党中央成立整风领导委员会，各地组织成立整风领导小组，领导全党开展反右派运动。9月间，中央召开全国整风会议，把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由于当时农工党内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全党的政治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因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1266人。这对于被错误打成右派分子的本人及其家属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个教训是极为惨痛的。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农工党中央执行局于1958年4月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推选季方代理中央委员会主席。接着，全党各级组织又进行一般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右整风运动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从此全党加深了“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
反右整风之后，农工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总结、提高和调整，以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1958年，农工党将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响应中国民主同盟的倡议，同兄弟民主党派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决议。大会强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加强自我改造，把农工党改造成为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七大”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提出加强党组织和成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具体指明改造的标准、途径和目标，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简单地把农工党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把全体党员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结果，影响了广大党员对自我改造的信心，压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
正当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酝酿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错误地发动之后，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酿成十年灾难性的内乱，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运动来势迅猛、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农工党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随后红卫兵走向社会“造反”、“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党中央机关于8月26日深夜被红卫兵封门，地方各级组织的机关也相继遭到冲击，很多干部和党员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陷于瓦解，停止活动达十年之久。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并没有被打散，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着民主党派。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969年5月4日，当军代表进驻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时，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写信叮嘱：要与派到各民主党派的军代表谈谈政策，不要去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及时召集在京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了林彪叛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并进行座谈讨论。同年10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设立了联合办事机构。
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协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名单。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农工党有季方、蒲辅周、吴桓兴等10名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周恩来在重病中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出席大会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庄严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响亮的声音，给处在极端艰难中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农工党的广大党员尽管饱受折磨，但始终坚信共产党，怀念共产党，从未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迫害。他在难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夫人郭秀仪从地安门步行到天安门找“首长信箱”投寄，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派人来看望他，并帮助他迁离辛安里农工党机关宿舍。
农工党许多党员，有的被批斗下来，整整衣服，擦擦脸，又到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默默工作；有的老中医被迫害致残，仍在家里坚持对患者治病扶伤；有的被下放养猪，伴着猪群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著书立说；有的被打成“特务”，判刑关在牢里，仍然没有放弃对科研的执着追求。“文革”十年，农工党的许多党员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恶劣遭遇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说，在那动乱的十年，最大的痛苦不光是挨斗挨打，而且有对自己的专业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之痛，但我们坚信，乌云终究遮盖不住太阳，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战胜一切的。
“文革”十年，农工党尽管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在共产党的关怀下，终究没有被搞垮。历史表明，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第二节 在新时期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组织活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顺应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消息传来，民主党派人士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1977年2月18日，北京饭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是全国政协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第一次举办春节联欢会。熟谙中国政治的人们惊喜地发现，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应邀与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欢聚一堂，展望光明前景，共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农工党负责人季方、严信民等应邀参加晚会。12月，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举行会议，农工党季方、严信民、徐彬如到会。当中共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时，与会者精神振奋，喜悦的心情难以表述。经协商确定，农工党由季方、严信民、徐彬如3人组成过渡性质的临时领导小组，季方为小组召集人。
此后，在中共各级组织的帮助下，农工党开始着手恢复、建立地方组织和恢复活动的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经过十年浩劫，我党地方和基层组织被解散，许多负责人遭到迫害，不少党员与组织离散。特别是“左”的思想束缚尚未解除，对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一些错误认识在人们思想上尚未澄清，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骨干顾虑重重，心有余悸，有的党员对恢复组织和活动态度消极，甚至拒不参加。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从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多方面给予农工党极大的支持帮助。农工党中央和各省省级组织临时领导机构的成员，也自上而下层层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了解党员情况，积极协助党政部门在党员中进一步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的右派。据不完全统计，农工党党员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有543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案件复查解决的有232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的有1265人。
随着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发展。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农工党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组织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步实现了领导班子新老结合和交替。在1979年刚恢复组织活动时，全国共有党员6078人，平均年龄66.1岁；到1983年，全国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3770人，平均年龄54.1岁。地方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到1983年，全国共有15个省级组织，67个省属市县级组织。到1988年，全国已经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29个，省辖市、县（区）组织163个，基层组织2257个，已经基本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组织体系。据1988年6月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34104人，平均年龄降到52.2岁。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形式为“四化”服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做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他说，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的统一战线、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邓小平的讲话，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纲领，为民主党派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农工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农工党于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七大召开21年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农工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会上周谷城做了题为《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上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农工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农工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加快经济建设献计出力。
农工党八大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会议期间，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为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盛大的晚宴招待会。邓小平同志在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称赞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他热情洋溢地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做共产党的诤友，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积极贡献力量。
八大的胜利召开，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后于1983年11月召开的我党九大、1988年11月召开的我党十大，继续并深化了八大确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动员广大党员踊跃投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洪流中来，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创农工党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老上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农工党中央动员广大党员解放思想，以主人翁态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各地组织就计划生育、教育体制、城市建设、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农林发展、农村建设特别是医药卫生等方面进行专题调研，提出了大量的改革意见和建议，很多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收到了效益。
针对我国中药生产经营活动比较混乱，中药的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术等突出问题，1982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农工党和民建、工商联邀请各自组织成员中的著名老中医、老中药学家和从事中药业经营管理的老行家，联合召开了“中药专业咨询座谈会”。11月27日，农工党中央主席季方和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代表两党一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振兴和发展中药事业的建议书》，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建议。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说，“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请你们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这份建议为改变我国中药业的落后状况，促进中药事业的振兴，起了积极的作用。“三老上书”已经成为爱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表彰先进
1985年10月2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联合举行的全国性表彰盛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公交、财贸等各条战线的404名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农工党有天津、上海、苏州、合肥4个先进集体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41名先进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受到了表彰。
表彰先进的活动鼓励和调动了农工党广大党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据统计，仅1983年至1988年，党员获得国家、部委、省市的先进称号和荣誉嘉奖的，就有一万多人次。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拥护“四项基本原则”
进入新时期以来，农工党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抓好思想建设。在全党加强了政治和理论的学习，各级组织积极推动广大党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文选》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通过学习，一方面帮助党员认真领会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注意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消除余悸，振奋精神。另一方面帮助党员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帮助党员认识到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学习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和坚持正面说服教育的方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敞开思想，以理服人。实行“三自”和“三不”，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坚持实事求是，克服形式主义，讲究实效。同时，农工党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那些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1981年我党在南宁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党员的学习情况和思想状况作了分析和评估，认为，绝大多数党员的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不断进步的。
1989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坚守工作岗位，逐步提高认识，经受了考验，有的还有很好的表现。例如，上海昆剧团著名演员、农工党员梁谷音、岳美缇、王根起等3人在“六四”事件发生前随团赴美演出。他们在美国传媒对我国歪曲报道、干扰重重、诱惑阵阵的情况下，是非分明，意志坚定，歪曲宣传不能惑，策反伎俩不能动，坚决如期返回祖国，表现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他们感人的事迹，受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表扬，农工党授予他们优秀党员称号。
第三节 贯彻中共中央《意见》，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
198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明确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的根本政治原则；明确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总原则；提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作用的各项制度措施。以《意见》的制定和颁发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使这项制度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多党合作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15年来，农工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高度重视参政议政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历次全会的精神，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实现两个转变、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出发，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农工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中，不仅找到了位置，体现了价值，做出了应有贡献，而且增强了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关系。
一、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人事安排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实现我国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自农工党十一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参加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举行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已有1400余次。分别就国家和地方领导人选、政府工作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制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努力为科学决策作贡献。农工党中央领导人还多次应邀参加重要外事和国事活动，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我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政权交接仪式，在国际和国内产生良好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党十一大以来，有469位党员在各级政府部门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有1195位党员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6666位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农工党现任中央主席蒋正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常务副主席李蒙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政尽职，履行职责，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农工党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90年代初开始，中央领导带队，组织专家参加，先后考察了渤海湾开放区、贵州毕节、广西百色、陕北榆林、内蒙古东胜、闵西革命老区、三峡工程、苏南和上海浦东经济发展、京九铁路建设、“三农”、“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调整消费结构，拓宽国内市场”、“资源型城市现状及转型对策研究”等，提出了《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的出海港黄骅港为宜》、《关于加强三峡工程移民的几点建议》、《关于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创汇农业的若干建议》、《关于切实加强人口与人才战略的若干建议》等。将考察情况和意见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作了汇报，并将考察书面意见报告国务院。
2000年6月，以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为团长，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李蒙、民建中央副主席路明为副团长的“西部大开发”考察团，行程3000多公里，多次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对西藏进行考察发现，境外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利用大功率电台破坏西藏人民的安定团结。同年9月，在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听取党外人士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蒋正华主席建议在西藏等西部省区加强广播的覆盖能力，以抵制境外敌台广播。要加强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的藏语翻译，扩大和提高藏语广播、电视的覆盖率。这个建议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在座谈会上对加强西藏等边远省区广播电视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即，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加快实施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广播覆盖与实验工程——“西新工程”。为此，国家先后投资40多亿元，开展了“西新工程”建设。这件事被有关领导称为多党合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成功范例。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参政议政
大会发言
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整体功能，结合本党派的优势，就国家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等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在人民政协会议上以本党派的名义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多年来，农工党就政治法律、经济建设、教科文、医疗卫生等方面问题在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如：卢嘉锡代表农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第一个作大会发言，提出必须确立“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确立“兴国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博得全场四次热烈的掌声。宋金升代表农工党中央作了题为《整顿规范农村信用社，积极发展农村金融事业》的大会发言，在全国农村信用社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得到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同志的高度评价，并表示这个发言对今后农村金融事业的改革很有参考价值。
大会提案
运用提案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的一种主要方式，也是协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各界人士联系，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条重要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在各级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近60000件。其中优秀提案近3000件。以农工党中央为例：农工党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108件，其中被评为优秀提案4件；农工组提交提案153件，评为优秀提案3件；农工组委员提交提案1159件，评为优秀提案15件。结合自身特点，农工党先后提出了《关于尽快颁布医师法的建议》、《关于加强农村三级医疗网建设的意见》、《建议国务院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宏观协调案》、《建立药品专营管理，防止假冒药品的制作》、《尽快制订中医药法的建议》、《关于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议》、《关于支持天津市实施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的建议》等提案，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建议已经被采纳。如：《关于做好禁毒工作的几点建议》，得到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将有关材料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抗日老区老八路、老干部、立功人员及烈属生活困难的几点建议》，作为民政部报告的附件交国务会议讨论后，决定每年拨专款5000万用于提高伤残抚恤金。《关于坚决打击血头血霸，整顿血液市场管理的几点建议案》，得到全国政协、公安部、卫生部的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严厉打击了血头血霸的不法行为。
专题调研
开展专题调研，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社会、参政议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情出力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农工党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对地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问题，抓住重点，组织专家，主要领导人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研，已形成制度。如：《关于国家将阿拉善地区列为特殊生态地区和环北京重要沙源治理区的建议》、《关于加强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领导和重点扶持的建议》、《发挥冀东综合优势、及早选定冀钢厂址的建议》、《关于建立百色试验区的建议》、《关于将榆林地区靖边等5县列入国家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县的建议》、《关于河北省京唐港曹妃甸20万吨级进口矿石码头建设项目尽早立项的建议》等均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大部分建议已得到落实，促成解决了一些难点问题。
1998年9月，农工党中央与中共重庆市委就加强合作进行了座谈，签订了加强协作座谈会议纪要，协商确定把重庆市作为我党参政议政工作调研考察、咨询服务的工作点和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基地。为延续和拓展我党中央与中共重庆市委的协作，中央组织考察团于1999年9月和2001年9月，分别就长江上游水质污染整治工作和三峡库区库底清理工作进行了考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在建设三峡水库的同时，抓好长江上游水质污染整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速推进三峡库区库底清理工作的意见与建议》。这两项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一些建议内容得到了具体落实，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重新编制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长江上游水质污染治理已列入国家环境保护的重点。2000年，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达7.7亿元；2001年，三峡库区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投资达9.6亿元；“十五”期间，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计划投资总额为213亿元。
近年来，农工党各级组织就专题调研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也有较大发展。
三、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民主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内，在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基础上，通过民主方式进行的监督。几年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充实，渠道进一步畅通，形式更加多样。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在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民主党派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通过提案、检查来实行监督；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检察员、监察员、审计员、陪审员和教育督导员，发挥监督作用；民主党派建立举报中心等等。
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和司法部门进行的各项大检查和专题调研，也是民主党派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多年来，农工党中央派员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反腐败三项规定落实情况的检查，提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肯定和采纳。配合政府开展了对《环境保护法》、《教师法》、《审计法》等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参加了财政、物价、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等方面执法情况的检查。
农工党各级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草案的协商讨论，为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就农工党中央而言，先后对《教育法》、《劳动法》、《反贪污法》、《行政诉讼法》、《技术成果转让法》、《高等教育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法》、《药品管理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积极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口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草案的修改提出建议。并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1995年初，农工党中央针对当时生产事故居高不下、安全生产立法滞后的情况，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大会期间，提出了《加快安全生产立法的建议案》。此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由全国政协主持，在劳动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就安全生产立法问题进行了协商，并在后来起草的《安全生产法》中得到具体体现，促进了这项法律的制订。
四、参加社会实践，开展社会服务
从80年代起，农工党一直把咨询服务、支边扶贫作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由微观的咨询服务向宏观的咨询服务，向战略咨询和国是咨询的领域扩展。1989年起，农工党中央和各地组织为加强咨询服务和支边扶贫工作，先后成立了西南、华北、华东和东北四个咨询服务协作区。协作区本着“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立足本地，服务建设，发挥优势，互相支援，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的原则，做了许多实事，如建立相应扶贫点，通过推广科学技术、培训人员、送医送药等活动，引导群众改变旧观念，掌握新技术。农工党中央先后为广西防城港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制定规划；为榆林地区，拨款3万元扶持农村合作医疗点；，在榆林靖边县进行了除氟改水项目，使饮用水的含氟量由原来的每升2。5毫克降至0。85毫克，达到了正常饮水指标；为解决内蒙阿拉善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帮助落实了阿拉善右旗找水勘查、孪井滩扬水工程等项目，使这些地方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贵州省大方县是农工党中央定点扶贫县。定点扶贫10多年来，中央领导人多次赴大方县考察，与当地干部群众确定帮扶思路，研究开发资源，以科技加快经济发展等问题，并投入资金扶助有关项目，使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民收入较1994年翻了近两番，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本着“脱贫不脱钩”的精神，中央将工作重点放在以科技促发展上，先后举办乡镇长及村干部培训班，设立苗族女童教育基金，资助失学女童完成学业，促成农业部将大方县列入“全国秸杆养畜示范县”积极引进技术和资金，进行种草养畜生态建设试验，帮助开发利用资源，促进了大方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响应中共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动员全党力量为西部大开发作贡献，中央成立了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服务西部大开发，实施“同心建业工程”，落实项目40多项，引进到西部地区的资金20多亿元；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营造以种草植树为主、旨在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农工世纪林（草）工程”，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支持，东部、中部地区的13个省、市的70多个基层组织积极参与，1万多名党员解囊捐款，已营造林草1。2万多亩。
农工党在社会服务工作中十分注意发挥在医药卫生方面的优势，积极为发展贫困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献计出力。中国的贫困地区有5800万人口，他们缺医少药，还没有达到初级卫生保健。在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农工党中央申请成立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并制定了健康扶贫计划，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出资47万元，资助了11个贫困县乡的农村合作医疗点和7个初保项目；接受美国爱华协会捐赠共8批价值2000多万元的药品和卫生用品，全部送给西部地区20个省区；开展健康扶贫项目，免费为农民普查上消化道疾病，为促进群众健康尽了一份力量。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1988年第4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11月11日所在周定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要求各成员国举办相应活动，宣传科技进步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农工党自1992年参与主办“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是唯一的民主党派参加单位，两任农工党中央主席卢嘉锡、蒋正华先后担任该活动中国组委会主席。十二年来，农工党各级组织每年组织数千名党员紧紧围绕“科学与和平”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医学宣传、健康咨询、专家义诊、捐送物品、文艺演出、医药下乡等各种公益活动，每年有数十万人民群众在活动中受益。农工党还把这项活动推向了农村，使这项活动在全国得以展开，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为我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2003年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开幕式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向农工党中央颁发了“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最高荣誉奖。
五、开展海外联谊活动，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贡献
开展海外联络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服务，是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农工党充分发挥与台、港、澳及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联络感情，宣传政策，为促进国家建设、推进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1992年12月，经民政部批准，农工党中央成立了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其宗旨是“团结广大中医药界同仁，促进祖国传统医药科技的繁荣与发展，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进行国际性中医药学术与人才交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荟萃我国传统医药学方面的精华，为“以医会友，以医促贸，以医促通”创造条件，同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中医药界同人举行交流与联谊活动。1994年12月16日，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在北京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肾病医疗与保健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从事肾病医疗与保健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其中台湾代表31人，还有来自港澳、美国和日本的代表。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架起了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的桥梁，为两岸的交往开辟了一条通道，为联络海内外同人振兴祖国传统医药做出了贡献，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工党各级组织还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三胞”联谊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应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邀请，由著名中医专家刘渡舟、祝谌予、贺普仁、李膜韶组成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学术访问。以祖国的传统医药学为纽带，宣扬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结下了友谊。广东省委会通过“三胞”联谊活动，引进资金人民币1878万元，美元335万元，港币271万元，协助“三胞”开办企业25个，引进工厂4家和先进设备30多套。安徽、江苏两省遭受特大洪灾，农工党的两个省委会发动党员给“三胞”写信，通过工作，许多“三胞”慷慨捐资支援祖国的抗洪救灾，如：无锡市党员侯汝良在台湾的亲属寄来了救灾的新台币1000万元，南京市党员徐碧影在美国的亲戚寄来了赈灾款10万美元。郭秀仪应邀到旧金山参加客属恳亲大会，同台湾和世界各地的28个客属代表团共586人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她向亲友们介绍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原来对此不了解的人感到惊异，缩短了他们同祖国的思想距离。会上不问政治观点如何，都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
农工党在海外联谊工作中发挥优势，以医会友，以艺会友，以学术会友，联络感情，取得成效。如：农工党四川省委会成员、省中医研究院院长郁文峻，自1987年起一直与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保持联系，发展友谊，在信中交流医术心得，提供处方。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天津中医研究院院长张大宁多次赴台讲学行医，台湾许多上层人士也慕名前来求医。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应邀去台湾讲学，在台湾引起轰动，广交了朋友。梅葆玥等五位农工党党员应邀赴台演出，在岛内产生了轰动效应，令前去观赏的台湾上层人士陈立夫、蒋纬国、辜振甫、张学良等赞不绝口。蒋纬国在招待梅葆玥姐弟时公开说，他赞成邓小平“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观点，并把他的书赠给他俩留念。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陈建生院士率领我国十位天体物理专家学者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施密特望远镜多色测光研讨会。海峡两岸天文学家表达了加强、扩大双方合作的愿望，并计划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会，轮流在大陆与台湾之间举行。研讨会促进了海峡两岸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及相互理解。。
六、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新时期以来，农工党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敬业尽职，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在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做出显著成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和优秀人才。据统计，在1993至1997年的五年中，获得国家、部委、省、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有11756人；1998年至2002年，有1694
名党员因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以及工作上的突出成绩，受到有关方面的嘉奖。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第十、十一届中央主席，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因在化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荣获1999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农工党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灏珠院士，曾任十届卫生组织心血管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主任，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两项，以后连续获得四、五十项省部级以上的重要奖项。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由于在计生药品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科技功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天津市中医研究院院长张大宁在攻克肾病医学难题上获得突破性成果。为表彰他对人类所作的贡献，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北京天文台于1998年10月23日，将一颗我国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
农工党第十届中央常委、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宋鸿钊院士，因在妇产科方面的卓越贡献，荣获首届陈嘉庚医药卫生奖以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委奖等，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农工党第十二届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陆道培院士，因在血液病学发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荣获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1997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7年获陈嘉庚医药卫生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陈建生、张乾二、姚守拙、吴新涛、沈其震、叶桔泉，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传贤、戴剋戎等，都在各自领域作出卓越贡献。
中青年一代农工党党员也纷纷捷报频传。如：农工党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北京癫痫病研究中心主任王富龙当选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哈尔滨圣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翔当选第十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工党十三届中央委员、山西脑瘫克服医院院长郭新志于2001年被授予“中国十大女杰”称号。
2003年，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广大党员中的医务工作者、疾病预防控制专业技术人员和卫生行政工作者，冲锋在前，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不惧风险，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据疫情较重的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有240多位农工党地方组织负责人和党员骨干担任省、市级防治非典领导小组或专家小组成员；有11320余名农工党员参加了这场战役的门诊、救护、护理、科研工作，其中3460多名农工党员工作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天津市肺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马宝璋，从2003年4月起投入抗击非典工作第一线，连续战斗，直至受到病毒感染后病倒，虽经大力抢救，终因病情严重于5月13日光荣殉职，年仅52岁。广大农工党员面对肆虐的疫情，奋不顾身，克尽职守，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危险留给自己，把健康送给患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赞誉，谱写了一曲新世纪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赞歌。
简要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工党在维护和巩固人民政权，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工党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开展了很有成效的工作。胡锦涛同志在2002年走访农工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农工民主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长期以来，农工民主党同我们党团结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农工民主党中央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参政党作用，围绕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比如：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广播电视工作的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此，国家实施了“西新工程”。农工民主党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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