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魏 晨） 

一、研究背景与基本概念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家乡，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寻求新的发展，形成了持续不衰的“民工潮”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去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为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整体状况，尤其是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与融入问题，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于 2006 年组织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系列调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研究。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在 2006 年时，年龄在 26岁以下的农民工群体。而“社会融入”则指的是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上整体融入城市并认同自身新的身份。就社会学的视角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他应该能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即应该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其次，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

    二、城市社会融入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生产方式上体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两层意义的切割是其真正融入城市的开始。第一层意义切割是近 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愿意以农业生产方式作为自己主要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而老一代农民工大多仍然愿意选择农业生产方式作为自己主要的生产方式（67.24%）；而第二层切割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土地当作回到乡村获取基本社会保障的依靠，也不再从情感上把土地当作是自己精神的依靠。他们在城市工作的预期目标是离开乡村，选择在城市定居（88%）。新生代农民工生产方式上不再愿意成为候鸟式的流动性民工，不再做生产季节性的流动，不再愿意回家从事基本的农活,而倾向于城市的生产方式。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时间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更长,工作更为稳定。

    其次，在城市的就业过程中，融入城市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成为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必然选择。在收入上，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可以维持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所需。在工作就业的价值观上选择体面化、工作环境好、发展机会多、能够融入城市的、较为体面的工作成为他们择业的首选标准。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则实用主义明显。在工作领域，新生代更倾向于工作的体面与工作环境的考量。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相对较长的建筑业打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只占到了 11.71%，在相对轻松、环境较好的餐饮娱乐业中却占到 76.67%，在技术条件要求高的裁缝、制衣行业打工的则全部是新生代农民工。但是相对于城市市民的工作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基本的特征是支付要素大（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环境恶劣、危险性大），获得性要素低（平均工资低、福利少、劳动保障缺乏、教育培训少、替代性强、发展机会少、社会声望低、可交换资源少），职业的呈现低质性的特征。

    三、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生活方式的融入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念所引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调查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上更加倾向于认同乡村生活。虽然他们整体上有一定的市场竞争

意识的萌芽，有较强的致富意识，但是在整体生活观上，他们更加认同农村的生活方式，认同命运，依赖性强，认同乡村节奏缓慢的生活，希望平均共有。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期望值较高，对于生活的满意度较低，个人意识、独立意识增强。羡慕认同城市生活。在调查中生活方式的融入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进行的。包括闲暇时间的利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闲暇娱乐生活。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休息时间选择的娱乐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比例最高的分别是上网（28.8%）、听音乐（26.3%），而老一代农民在这两项上的选择比例却非常低，分别为 2.9%、6.8%。老一代农民工选择比例最高的看电视（37.1%）这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为 17.9%。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与老一代民工截然不同的闲暇娱乐方式，听音乐、上网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之一。   其次是消费的方式。从调查数据上可以得知，新生代渴望享受，用于娱乐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比例显著增加，每月用于购买音像制品及其他文化消费的费用占到了总收入的 22%，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 4%。而在消费的理性与非理性测量上，新生代对于消费产品获得性欲望显著提高，模仿性强，攀比心理上升。有时仅仅为了所谓的“面子”，一掷千金。在回答“是否有过因攀比和面子而进行消费的事情时”，有 5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得这样的经历，而有 44%的新生代有过借钱购买自身条件不足以购买的商品的经历。而老一代农民工这两项的比例仅仅为 17%和 7.8%。

     第三，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程度。帕克认为，对态度最明了的了解方法就是把态度当作行为模式或者行为单位来测量。融入城市两个最根本的行为模式就是接近市民的倾向和疏远市民的倾向。接触较多则投入感情较多，关系比较密切。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经常的去所认识的城市居民家里串门聊天。从来没有去过城市居民家里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为 38.5%，而从来没有去过的老一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却高达 61.5%。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与城市人交往的频率上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且交往也更为深入。但是，整体这种交往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绝大多数局限于职业性的关系。

     四、社会融合的最终体现——价值观、身份的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在以生活方式为经济基础、以社会交往与参与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融合过程中，其最终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社会，还要通过其价值观与城市身份的自我认同来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产生迥异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是否与城市市民趋同是是否能够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通过借用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测量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测量发现。在“乐意接受新的生活经验、观念、和生活方式”、“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思路开阔、头脑解放、尊重不同的意见看法”、“有计划性”、“乐于让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重的职业，对于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尊重知识”、“了解生产和过程”等方面的分值与城市市民相差不大（相似系数为 0.87）而要远高于老一代的农民工。说明其现代性的价值观已经初步树立，具有了初步的城市性，在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现代人格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注重现在和未来，守时和惜时”、“有强烈的个人的效能感，对人和社会充满信心，办事注重效率”、“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的技术，能够平静的接受技术水平高低所带来的酬劳的差异”、“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和过程”等方面得分则较低（与城市市民相似系数为 0.326），表现出对于效率、知识、制度等理性化特征尊重和认同程度较低。整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与城市市民有一定差距，但已经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身份的自我认同状况则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样的问题。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认同。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城市的制度壁垒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困局，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尴尬的二元角色，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融入城市的主动性，大多并不愿意回到农村。但是二元社会的制度壁垒，使其无法融入城市，也就无法从法律与社会心理上确认自己的新身份，导致了自我与角色的迷惑，在回答“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一问题时，有近 8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是“不知道，不清楚，无法回答”等答案。新生代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将自己与城市居民隔离开来、相互厌恶，但他们也未能完全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属感和依赖感，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在面对城市的歧视和排斥后还能在家乡寻找到归属，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无法归属到乡村与城市的任何地方了，他们是心灵上“无根漂泊的一代”。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与老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动性更强、可能性更高。从经济基础上来看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从价值观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城市性。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职业的改变也使得他们与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交往。生活方式和城市的心理距离均更加接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也更高。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仍然只是“嵌入”而非融入，融入呈现马赛克化。工作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只是从事低质性的职业，社会地位较低。生活上与主流社会疏隔，在不平等的制度政策环境下，除“业缘”关系外，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无法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交往，社会交往的对象依然是以地域群体为主，原有的地缘关系是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要社会关系，形成内倾性交往特征。居住空间上呈现特殊的马赛克化，新生代由于收入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形成较大规模的聚集村落，与周边的城市社区形成马赛克式的城市空间，彼此互不往来，相互不信任，城市为农民工在有限的、狭窄的经济空间中留下了少许机会，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对农民工几乎是封闭的，马赛克化演化为社会空间的特征。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是“失范”性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目标的功利性较强，消费趋向于城市化的水平，短期获利与出人头地的想法远高于老一代的农民工。但是，从融入客观结果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却无差异，城市的制度壁垒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导致远超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心理反差，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过程中对于融入问题容忍度降低，较易形成较强的社会报复性心理。“无根的心理状态”加剧了内在的焦虑情绪。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过程中自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维权成本高、成功的机率低，使他们无法采用正常的手段进行维权活动。自我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的差异，使其更多习惯于采取非合法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造成失范性地融入。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已经产生了融入城市的愿望，并且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适应城市社会，但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只有加快相关制度的变革，才能使他们能够真正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才能使他们的心灵不再居无定所，才能加快他们社会融合的进程，最终促进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