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现实的证据

　　20世纪70-90年代，伴随着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功能结构的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目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主导着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虽然我们缺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系统数据记录，但其集聚的趋势可从我们获取的一些数据中得到反映。

　　我们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成面向新技术集中使用者的传统专业服务和基于新技术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两类。前者集聚的代表有：上海外滩-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后者集聚的代表有美国硅谷IT服务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软件服务业集群、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等。见表1-1。

　　表1-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典型示例

　　注释：①创新能力数据为获授权专利数。

　　②人力资本数据为研究生比例。

　　③上海数据为2003年数据，见上海金融发展报告2003，吉晓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④Na代表数据不详。

　　⑤上海中资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金融电子化水平显著提高，网上银行、保理业务、外汇期权、资产回购、外汇结构性存款等新业务、新产品不断推出。

　　⑥硅谷、班加罗尔、中关村数据为2002年度数据，数据源自王云龙.ICT产业集群机理研究[D]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2.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新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尽管数量有限，但其发展的速度令人瞩目。通过对世界上已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考察，我们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模式总结为诱导自发型模式、FDI模式和引导培育型模式。

　　2.1诱导自发型模式

　　以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为代表。

　　伦敦是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规模相当大。至1991年500多家银行中，外国银行有470家，拥有的资本总额达1000多亿英镑；800多家保险公司，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每年外汇成交总额约3万亿英镑，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入成交额有时一天可达500多亿美元，占世界欧洲美元成交额的1/3以上；伦敦股票交易所为世界4大股票交易所之一。伦敦大都市区分为伦敦城、内伦敦和外伦敦地区，伦敦商务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The City)和内伦敦西区的西敏寺区(Westminster)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节点区，办公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大伦敦地区的GDP占英国GDP的1/5，伦敦金融区的GDP占伦敦GDP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其中伦敦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的产出占总产出的40%。综观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见图1-1：

　　诱导自发型模式的第一阶段发端于大都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及市场需求，大都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诞生奠定了产业基础。凝重的历史文化是金融业等服务业生成的肥沃土壤。大都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如早在17世纪伦敦就已是闻名世界的城市商业中心，在发达商业文化的浸润下，一些金融服务供求的原则被提出，金融业和国际商务活动频繁活跃，最终使伦敦率先成为欧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大都市城市化早，其中心地位由来已久，一直是投资家追捧的热土，巨额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不仅投放于街道、码头、通讯等基础设施，而且投放于高级住宅区和办公大楼，这使得大都市坐拥先进和现代的设施，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大都市稠密的人口和素质较高的居民为金融服务业提供了从业人员和消费人群。就业人口向金融服务业及相关产业集中，反过来又推动着金融服务业不断发展，从而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服务消费企业在大都市的集聚。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经济结构的演变是服务业集群发展之源，继制造业之后现代服务业的崛起，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发展有了主导产业基础。正是在英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调整的背景下，伦敦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大都市经济结构的演变给伦敦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历史底蕴和外部条件 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政府的积极规划和适时调锁定的本地优势引致的 的集群培育和发展 控促进面向全球市场的知

　　服务业发展 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发展

　　图1-1诱导自发型模式

　　第二阶段：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大都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刺激了面向全球的市场需求，从而诱导了大都市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大都市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了金融服务业不断创新。金融创新成为推动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不竭动力。如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主要是靠金融创新和保险技术创新，以及与金融相关产业的全球标准来维系的。在国际金融体系-体化的影响下，金融服务业的功能日益扩展，金融业作为工业的金融服务者和信贷提供者的传统角色，已逐渐为市场的现货贸易或期货贸易所替代。为此，金融创新的发展异常迅猛，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技术，如金融期货、金融买卖特权和金融交易不断出现。在金融服务工具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得以加强。

　　第三阶段：政府的积极规划和适时调控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国际化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构建外在形态，形成有效载体，城市政府的作用就在于规划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企业主体营造良好的环境。伦敦市政府城市规划引导着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多点式发展。在伦敦城市规划中，突出了金融中心的特点，致力于建设能够集中商贸活动的特别分区。进入20世纪后，在西敏寺城区形成了与伦敦城金融中心相对应的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商务活动集中区。为了在保护中心区历史风貌的同时进一步适应商务办公区的膨胀需求，20世界70-80年代，伦敦形成了以泰晤土河码头区城市更新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伦敦第二个中央商务区。正是政府的顺势而为，构筑平台、提供环境、进行调控，推动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演进更高端的价值链。

　　2.2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式

　　采用此种模式的以基于技术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为主，典型的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服务业集群。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著名的花园城市，近年来以其软件服务业闻名世界，被誉为亚洲的硅谷。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1991-1992年度，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出口仅为150万美元，2000-2001年度猛增到16.3亿美元，10年内飙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国软件出口总额62亿美元的26.3％。如今，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印度计算机软件王国，吸引了海内外400多家著名信息技术公司和16万软件服务人才。英特尔、微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门子、通用电器公司、惠普、康柏、奥瑞克、太阳微、鸿基、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也都在这里设有开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在班加罗尔的带动下，马德拉斯、海得拉巴等南部城市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接踵而起，与班加罗尔交相辉映，成为印度南部著名的计算机软件"金三角"。这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经历的三阶段见图1-2。

　　第一阶段：FDI模式发端于一些发达国家独具慧眼的跨国公司在某些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商业环境比较理想、享有政策优惠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在当地建立企业。如Microsoft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的独资软件公司。跨国公司的FDI主要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成本优势寻找型"投资，比如低的税率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接近美国或欧盟市场的特殊地理优势；三是人力优势。Microsoft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独资软件公司，主要是考虑印度具备英语语言环境，同时班加罗尔地区有软件人才优势。

　　第二阶段：本地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开始成长，技术知识、国际商务实践的能力开始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形象也得到改善。提升的形象和声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来此集聚。

　　第三阶段：知识密集型的FDI开始不断增长，在创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新兴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品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

　　图1-2 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式

　　2.3引导培育型模式

　　以东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东京新宿模式为代表。

　　东京市中心传统上由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等都心三区构成。千代田的丸之内是东京金融业集聚之地，国际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办公面积达1700平方米，占三区总量的60%左右。东京中央商务区除丸之内金融区、新宿商务办公型副中心区和临海商务信息区三个梯次外延的层次外，还在东京大都市圈和东京湾开发区域整体规划中，进一步把东京市外的幕张副中心和横滨纳入了MM21规划。由此东京的商务区便组成为网络结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也就具有了网络化的发展态势。综观东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其经历的三阶段见图1-3。

　　第一阶段：政府政策支持和专业人才优势促进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政府为东京的城市发展制定了框架，将东京定位为全球金融和商务中心，并将东京及其附近地区改造成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产品基地，东京湾地区由原来的出口导向产业带改造成一个商贸中心。政府还通过政策来支持东京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东京商务功能的发展。政府从政策上强调核心区商业功能聚集的重要性，提倡功能混合，并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扶持东京商务功能的发展。比如，对于人口集中、交通拥挤的问题，东京都市区政府在规划中采取了区域方法控制政策，扶持具有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此外，政府的政策信息源作用和拥有的审批权，也促进了各种政府办公功能和大公司总部集中于东京。东京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金融、银行、保险、物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东京集中了日本17%的高等院校，短期大学和27%的大学生，东京还拥有占全国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东京吸引着大量的科研机构在此聚集，尤其是那些与首都活动和产品研发关系密切的科学、工程研究部门。在东京，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占总人数的34.27%。这些人才储备，为东京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政府政策引导扶持 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特色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发展 的生产服务业集群发展 集群的网络化发展

　　第二阶段：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特色的生产服务业集群发展。与纽约、伦敦不同的是，东京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仍是日本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京一直是日本最大工业中心，此后因工业外迁，其工业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1987年东京的工厂数量、工业销售额分别占全国的12%和7.3%，仅次于爱知县、神奈川县和大阪府，居全国第四位。从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产品竞争和城市环境问题的出现，东京的很多制造企业纷纷迁到国外或横滨一带。在工业转移的背景下，东京出现了一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从而保持了东京主导工业的发展态势。经济结构转型改变了原有工业产业内涵，更多地表现为向生产服务业延伸，出现与工业有关的研发和技术创新。随着日本经济从"贸易立国"逐步向"技术立国"转换，东京"城市型"工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以新产品的试制开发、研究为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并将"批量生产型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型工厂"，使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延伸，实现产业融合，形成了东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生产者服务"的特色。

　　第三阶段：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多样化、层次化、网络化发展。政府政策引领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为东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东京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以市中心区膨胀化发展和外围地区多点截留的双元战略为特征。在历次规划上，东京一直坚持在大都市范围分散城市职能的策略，特别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完善的"多核多圈层"结构，包括市中心区、8个周边副中心区(含新宿、临海)、9个外围特色新城(称业务核城市，含幕张、横滨)组成的完整体系。在实施战略上，主要采用引导策略(如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和补助)，而非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城市的不同发展模式影响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方向。东京每个区的主导地位分别集中于某些行业，即金融、批发、信息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这些服务行业已经成为东京大都市区城市功能转型和集群的重要特征，从而使东京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网络化的结构特征。

　　3.结束语

　　在考察现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我们将其发展模式归结为诱导自发型模式、外国直接投资FDI模式和引导培育型模式。事实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行业的差异颇大，因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态势和模式也呈现多元化、差异性特征。因此，要用这三类模式去囊括所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是困难的。但我们业已看到，现实中的许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是三种模式之一或其组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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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吉晓辉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2003[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王云龙.ICT产业集群机理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