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朋晓

　　哲人说：“突变，往往是在新生力量推动下产生的”。
　　当今世界医学领域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一个崭新的分支。这一学科最先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在我国，从学科理论的提出到被广泛承认，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用于临床则是去年才开始的。然而，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一样，新学科具有太阳下的黎明一样的生命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在国内临床医学上大放异彩，崛起迅速。
　　到今年10月，我国医学界已经把传统的“耳鼻咽喉科”统一改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上从一般的耳鼻咽喉疾病治疗转而主攻这一部位的肿瘤，专业医学文献大量涌现。一个拯救生命的新曙光出现在中华大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先锋。这里汇集了何永照、金世铭、皇甫幕三、冯绮霞等我国一流的医学专家。在大批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士中，年仅47岁的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教授王家东，是其中击拍激流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尝吃螃蟹的医学勇士。

　　“给你100分”

　　“主任，你快回来吧，这个病人找不到气管！”
　　正在去会诊路上的王家东接到这个电话，火速赶到医院。
　　人的气管是一层软骨结构。一般来讲，医生们要确定气管位置，可以用针扎一下，能穿透的就是气管。可在这位病人应该是气管的部位，针下去针断，刀下去刀折。病人已经麻醉好几个小时，颈部打开，一动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急得满头大汗。
　　王家东戴上手套，捏着那一段硬邦邦的像骨头似的东西。很快，他做出了判断：“这就是气管”。他迅速接过咬骨钳，将那段“气管”钳开了一个小口。病人得救了。
　　事后，医生们在美国一份杂志上查到了类似的病例：气管骨化症。
　　“外科手术中，突发状况层出不穷。面对突发状况，医生必须像一名高超的战场指挥员，来不得半点犹豫。”王家东说。他的临战勇气和胆略，来自经验、知识的扎实积累。
　　王家东出身医学世家，祖父、祖母、父母、姑妈全都是医生。也许是遗传了家族的基因，王家东从小就喜欢动手，小时候在少年宫做航模，动不动就拿个奖回来。1984年，王家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学的是口腔科。随后，他慕名来到了当时以耳显微外科出名的上海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在那里，他接受了7年的临床锻炼，成长为一个技术过硬的青年人才。
　　1991年，王家东留学法国波尔多（Bordeaux）第二大学，学习头颈外科技术，导师是法国头颈外科的权威Louis Traissae教授。

参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手术室

    那时候，国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他们甚至会觉得中国人都很“傻”。王家东也遭遇了这样的“信任危机”。德高望重的法国专家甚至不相信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能掌握一个合格外科医生的基本技能。
　　“会不会做切口？”第一次见导师，法国专家给王家东出了这样的题目。
　　“会”。王家东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来做一个。”
　　做好了。导师点头。“好，给你60分。”
　　第二天，导师又问：“会不会分离皮肤？”
　　“会”。
　　分好了。导师微笑：“好，给你80分。”
　　第三天：“你能不能找到那根神经？”
　　“能。”
　　找到了，导师拍了拍他的肩膀：“好，给你100分。”
　　获得了信任，王家东开始参与导师的治疗、教学活动。到法国一个多月后，他就跟导师临床操作。三个月后，法国一个地区性的学术会议，导师让他去做报告，并允许他自己选题目。为了让法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医术，王家东把报告的内容定位在上海耳鼻咽喉科现状。这个报告，在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这次以后，导师就给他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
　　当时，国外的生活水准比国内高出一大截，很多公派出国的人忙着镀金，有的乘机在国外院所实验室做“高级打工者”，忙着赚钱，有的索性留了下来，更为家里开辟了一条出国的快通道。

与美国同行在美国俄勒冈大学

    王家东却埋头做起了学问。每天，宿舍、实验室、医院三点一线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手术只能看，没人让你上台，怎么办？拼命看、使劲记，上图书馆查资料，实在看不明白，问导师。就这样，整整两年，王家东当成了四年用。直到要回国前，他才去浏览了卢浮宫、艾菲尔铁塔等景点。而那些服装费等外汇被他换回了一大堆原版书籍背了回来。当时国外的彩电、照相机等四大件很吃香，一般回国者都会带回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在免税商店买个彩电什么的，他拍了拍兜里的书，笑着说：“这才是无价之宝，金不换啊！”

　　“赶上20年”

　　回国后，作为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的骨干，王家东着手筹备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然而当时国内并没有这种叫法，很难得到医学界的支持。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不好做，因为头颈部几乎是人体最复杂的一个部位。如果你面前有一张头颈部解剖图，你就会看到，这里分布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经、血管、腺体。用王家东的话来说，这里神经血管之复杂，“比电脑线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器官不但集中，而且都很重要，光脑神经就有12条，损坏任何一条都会给病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统的耳鼻咽喉科治疗项目，如中耳炎、鼻炎都发病率在减少，头颈部的肿瘤却在增多。这给医生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而王家东却迎难而上。
　　突破口是“下咽癌侵犯食道”手术。这个手术难度很大。因为要切除喉、食管等，为了模拟正常生理结构，需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与胸外科合作，向上拉胃和空肠来代替食道。由于手术难度大及科室协调的问题，多数医院，包括专科医院都不愿意做这类手术。很多病人因此丧失了生的机会。
　　王家东成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1997年的一天，医院来了一个患下咽癌的上海病人。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完全靠静脉注射。当时的静脉注射很落后，这个1.78米的男人瘦得只剩下七八十斤，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不能再等了。
　　王家东与胸外科商量了手术方案：“颈部一刀，胸部一刀，腹部一刀；食道、喉全部拉掉，把胃拉到头颈部。”看着难度如此大的手术方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到底做不做呢？
　　“做！”看着病人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作为主刀医生的王家东冲破压力，最终拍了板。
　　“颈部切口；切断喉；做下咽腔成形术；分离上段食管；扩大胸廓……”一切按照术前周密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由于切口多、创口大，加上手术时间很长，光输血就输了两三千毫升……。
　　手术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整整做了15个小时，最终取得了成功。病人的生命保住了，当王家东最终走下手术台的时候，他累得两条腿都站不住了。这一手术意义非常，它是我国耳鼻咽喉外科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向头颈外科领域冲刺成功的手术。这例手术奠定了我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诞生的医学基础。

与美国同行交流

    就在这一年，仁济医院耳鼻咽喉科正式更名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到1999年，这项手术实现了不开胸，三刀变成两刀，直接用器械把胃拉上来。为此，王家东发明了一种专用手术器械。用这种手术器械，患者动手术早上8点进手术室，下午两三点钟就能出来了，几乎缩短了一倍的手术时间。换言之，多给了患者一半生的希望。
　　手术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提高头颈肿瘤患者生存率的目标。然而王家东并不满意。“提高生存率固然重要，但如果病人术后生活没有质量，治疗也不能算真正的成功。”他把最终目标放在提高病人生存质量上。
　　这次他把目光转向了喉癌。在保守的治疗中，几乎所有涉及到喉部的肿瘤手术都采用全喉切除术。术后，患者永久地失去了发音功能，吃饭也不方便，非常痛苦。王家东与同事合作成功开展了首例舌骨－会厌软骨－环状软骨融合术（piquet术）治疗喉癌。这种手术方式保留了患者的发音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生活质量。
　　一位国内知名的航天专家曾是王家东的病人。这位专家在工作中经常要跟大家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产生智慧火花。因此，如果失去喉咙，不但对他本人，对国家的航天事业也将是一个损失。王家东利用保喉术保住了他的喉咙。手术后的专家，很快就能拿个小喇叭参与讨论了。
　　至今，王家东已完成该种手术100余例，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我们这一赶就赶了20年。国外现在最多也就做到这一步。”王家东自豪地说。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向一个新的制高点进军：一个更加前沿的项目——《前哨淋巴结探查在头颈部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同“保喉”手术一样，这项研究目的也是为了减轻对患者身体的损害。淋巴结是很容易癌变的部位。以前，为了防止转移，医生们“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把病灶附近所有淋巴结都摘除，给病人带来不少痛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转移。如果没有转移却去掉了淋巴结，无疑是白白损害了病人的身体。
　　王家东借鉴国外经验，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淋巴结的癌变总是一步一步的，找到第一个转移的部位，即前哨淋巴结后，如果前哨淋巴结都没有癌变，那么后面的也肯定没有癌变。他从病灶处注射染料，通过观察淋巴结变色的先后来确定前哨淋巴结，然后对其进行化验，如果它没有癌变，后面的淋巴结也就不必摘除了。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在甲状腺癌和喉癌中。
　　王家东认为，与“保喉”术一样，这项新技术的突破说到底是观念上的进步。“既然并不一定都要切掉，活的时间就更长，为什么不让病人活得更好呢？”
　　诺尔曼·白求恩说：“医生的责任，就是使病人在快乐中恢复健康。”王家东把这当作他的座右铭。谈到以后的目标，王家东说：“头颈部肿瘤，牵扯到外观、发声功能等，这个问题目前医学界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只能把研究做得更细致、更精确，一步步走，踏踏实实地走，尽可能多地为更多的人服务。这是与死神在博弈！”

　　“365天”

　　王家东手术做得好，病人们都称他为“神刀”。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导致他的专家门诊一直很紧张。为了不让病人白来，王家东约病人第二天早上到病房来直接找他看病。这样一来，每天他几乎都要第一个上班，趁着常规的病区交班还未开始前，为素不相识的病人解答疑难。同事们笑称这是科室内的一道风景线。
　　“这里的医生要不要给红包、请吃饭？”这是很多病人在手术前总要打听的一件事。而“仁济医院王家东不收红包”，已成为流传在病人中的佳话。

认真的手术

    王家东从来不拿红包，也坚决不吃请。他认为：红包与我的职业没有关系。给他送红包的人不是没有，但都被他拒绝了：反复几次推不回去的红包，他会让人转到病人的住院押金中去；出院病人放在他专家门诊抽屉里的钱，他会按照病史上的地址上门送回去；本院职工把一点心意送给他爱人或家里，他在家中立下不许收的硬规矩。有一次科里的同事请吃饭，王家东应邀赴宴，哪知原来是一位手术成功的病人拜托这位同事请客表示谢意。王家东二话不说，自己掏钱付了餐费。一位即将病愈出院的老伯，几次塞红包不成，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特意让家人买了几张电影票，硬塞进了王家东手里……
　　从医20余年来，作为科室主任的王家东，对每一个病人都认真负责；病人不分贵贱，手术不分大小，一律精益求精。而且事必躬亲，对自己要求得近乎苛刻。他是医院里出了名的“365天全年无休”。这么多年来，他平均每月手术量在40例以上，白天忙得连轴转，晚上也睡不好个安稳觉。几年前，王家东就有意识地将房子买在了医院旁。他说：离医院近好，下班不急着赶路回家，晚上急诊方便。开始，大伙以为他说得肯定是玩笑话，哪有堂堂大教授半夜里管急诊的，最多副主任“救火”。
　　谁料想，这急诊一叫就是几年。因为他离得近，凡是住院二值班处理不了的都会直接打电话到他家。一天深夜，病房里做鼾症手术的病人突然口腔内伤口大出血控制不住，他接到电话立即赶到手术室，抢救一个多小时才让病人化险为夷。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回家躺下，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急诊室一位咽喉部异物病人异物位置特殊，手术有难度！”王家东再一次赶来处理。这个手术完毕，天也亮了。
　　望着眼睛通红的王主任，科里的二值班充满愧疚。王家东说：“你做得对，人家病人把性命都交在我们手上，大意不得。给我泡杯咖啡吧，就算是犒劳。”
　　王家东比谁都清楚，外科医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但一迈进手术室，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彻底忘掉了。
　　一个闷热的秋日，王家东早早踏进手术室。手术一个接着一个，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做完最后一个手术，一种濒死的感觉突然涌了上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他硬撑着走到心内科，注射完心律平才缓过神来。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赶来，准备搀扶他回家。可王家东非要先回科里看看今天手术的病人。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又忙了一个小时，王家东终于拖着脚步迈进了家门。然而时间不长，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又被送回病床上……
　　采访的话题转移到市政协活动上。王家东谦虚地说：“我是参政议政的新兵，我在努力地学着做。”王家东没有空闲的时间，但是，凡是政协有活动，他总会准时参加。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过《关于临床手术风险的保险立项》和《预防SARS的正确宣传和用药》等提案。今年，他考察社会，还提出了《机动车规范使用“电子狗”》、《在上海进行自行车租赁的提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在他的案头，放着许多调研报告，还有一本新近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耳鼻咽喉头颈肿瘤外科学》专著。中国科学院院士邱蔚六在序言中称：这本专著反映了我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重要发展历程和成果。
　　我在医院里还看到一份王家东教授去年荣获“上海市十大医德标兵”称号的报道。报道里有一个数字：近10年，王家东总计开展头颈部手术7000余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年700例，每天平均2例。而我采访王教授，预约多次未成，却是因为他每天要接手术五六例以上。
　　现在，人们在网上很起劲地讨论一年中公民的假日多少。我想，对于像王家东这样的医学家，假日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在王家东心里，事业与生命是同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