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实业家霍英东先生

　　本报记者 潘真

　　一滴水，究竟有多重？
　　霍英东先生去世后，我读到他关于“一滴水”的那个比喻：“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这滴水，人们替他统计了，具体数字是150亿人民币。
　　我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亿元）。在今年2月《福布斯》公布的我国港澳台地区富豪排行榜中，霍英东以37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11位。——他不是香港最富的，却是香港捐得最多的。
　　150亿元捐款中，内地得到的超过了50亿。在上海，我们身边的高校历年来又有多少青年教师获益于“霍英东教育基金”？
　　一滴水，这沉甸甸的一滴水！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霍英东集团主席霍英东

    第一桶金，是红色的

　　１９９６年夏天，我在回归前的香港。那次短暂的旅行，有印象深刻的一幕：年长的香港朋友忽然遥指沙宣道３３号那栋欧陆式古堡，“这是霍英东的房子，海景豪宅哦！”然后又压低嗓音说：“霍先生靠走私起家，和共产党有关哦！”
　　我想起之前在上海见过的霍先生，有鹰隼般的锐利目光，却出奇的寡言。那天，某领导会见霍先生，双方都不善言辞，竟出现数次冷场。会见后，霍先生去了有捐助项目的复旦大学。为感谢他的乐善好施，校方请他演讲。站在挤满学生的排球馆里，他几乎是嗫嚅着，最后以一个大力发球取代了言语。记得采访回来，说起那一份沉默中的神秘感，旁听的朋友感慨：“做得大、做得好的人，一般都是很少说话的。”
　　至于坊间议论纷纷的“朝鲜战争走私案”，其实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就公开澄清过：“我为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助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作了贡献。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２０００年北京召开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会，霍英东是唯一应邀坐上主席台的香港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患难之交——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一书，更可谓事无巨细的全方位“正名”。
　　然而，实诚如霍英东，在对记者忆及这红色的“第一桶金”时，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高调乃至居功自恃。“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的语气相当平静，“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在强调自己自始至终都不曾倒卖过军火和假药劣药之后，他客观地下了结论，那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
　　回望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的结果是利国又利己的：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用美国商务部官员的话说，就是“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中共在香港、澳门设立的公司，尽管已经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军用物资，但无法运往内地。当时全港大概只有霍英东拥有总吨位１０００吨的十几艘机帆船和一批伙计，他本人又熟悉水情。有人找上门，要求他帮这个忙。从此，霍英东承担了港澳与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任务，起早贪黑地干了近三年。当时，香港报纸上经常有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危险无时无处不在。是从小熟读的《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给霍英东的血液里注入了冒险的因子吧？他组织起侦察队伍，严密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虽然长期担惊受怕的生活使他的体重锐减到不足４５公斤，但是每运一船货，他就可得相当于货值２０％的运费，海上运输为他带来了１００多万港元的利润，帮助他达到了商业生涯的第一个高潮。
　　被周恩来称为“患难之交”的霍英东，在危及生命的大冒险过后说：“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
　　那何尝不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不过，他也因此上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受尽种种压制。

    1984年1月，邓小平住在中山温泉宾馆时对霍英东说：“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
　　
　　让中国人过日子有个奔头

　　１９２３年５月，霍英东出生在香港的一条破舢板上，一家人的谋生手段就是把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的货物挪运上岸。这样的营生，被当地人贬称为“舢板族”。在香港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的出身是最苦的。
　　年轻的霍英东不喜欢自己的原名，抗日战争爆发后，擅自改名为“英东”，寓意“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谁也想不到，这个幼年丧父丧兄、与母亲姐妹相依为命的穷小子，历经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会成就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帝国——以房地产为中心，向石油、航运、酒店、旅馆、博彩、杂货铺等辐射，以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香港的神经——真的“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了！１９７０年代初，港英政府不得不对他笑脸相迎。
　　在７０年代，霍英东每年都要组织香港商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赴内地参观，每月都要安排香港富商在他家里与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见面。“文革”一结束，他就敏感到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记得，“父亲复出后遇到的第一个香港朋友就是霍英东先生。”那是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和霍英东同样记得，彼此的第一次握手，要上溯到１９６４年，霍氏应邀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５周年大典。当时，这位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还是绕道澳门成行的。那是他初次亲近首都北京，“最难忘的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时隔多年，他仍然时常对家人念及那次会面，还一直珍藏着那次国庆招待会的请帖，上面签着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大名。
　　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霍英东成了投资内地第一人。他的事业，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行进着：建中国第一个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建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自行经营管理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宾馆，霍英东视之为自己的一个成功之作。原因？其一，他是在国门刚刚打开一道缝、国人战战兢兢地往外张望时，顶着传统的偏见和指责，率先与中国旅游主管部门签下合资经营酒店协议的。“白天鹅”在１９８３年２月开业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利铭泽、杨元龙等香港富商才纷纷跟进投资。其二，“白天鹅”的出现，对当时的社会观念是极大的冲击。他要求宾馆向大众开放，“让普通百姓看看什么是好日子，什么是真正的对外开放，好让他们过日子有个奔头。”
　　那时候的普通中国人，有几个见识过“宾馆”啊，而且还是合资的、涉外的！可想而知，宾馆开业当天，十几万市民蜂拥而入。一天下来，地毯踩坏了，厕所里卫生纸、马桶盖不翼而飞，人们挤丢的鞋子竟捡了几箩筐，有些人光顾着看西洋镜而弄丢了孩子……管理人员慌了，赶紧跑去报告，却只听到不动声色的一句“用完再买吧”。霍英东早已反复强调了，投资“白天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让外国人对中国有信心，让宾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份深谋远虑：有外商准备到中国投资，走了几个地方，发现那里的宾馆、医疗设施太差，正准备放弃，随霍先生到“白天鹅”一看，完美的设备和服务使他下了决心。
　　走过２０年的“白天鹅”，以２０亿的资产、４亿的营业额名列全国前茅。２００４年，这么优质的资产，霍英东竟然如约交还给了广东省政府，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除他之外的所有当事人都惊讶不已，对这位“红色资本家”倍添敬意。

    1995年5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霍英东授予奥林匹克勋章，表彰他为发展体育运动所作的突出贡献

　　投资捐赠就是希望国家兴旺

　　“我投资、捐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国家兴旺，民族富强。”这是霍英东的心里话。
　　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番良苦用心非但不被人理解，而且还常常遭到诋毁。“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霍英东曾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回来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后，他选择了通过体育报效祖国。
　　整个１９７０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就是霍英东的另一大事业。在与亚洲１４个单项体育组织的谈判和斗争中，是霍先生首先提出，既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地方名义入会。这成为最终解决中国席位的基础。
　　１９８４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建国３５周年庆典的霍英东心潮起伏：振兴祖国是自己的夙愿，而体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太重要了！出资１亿港元兴建的“霍英东体育基金”很快启动。２０多年来，基金直接对体育项目的捐赠已达８亿港元。
　　北京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那阵，霍英东四处奔走游说，甚至答应国际奥委会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最后北京以一票之差惜败于悉尼，霍先生悲痛不已，“当时他们都怕我会自杀……”可见其用情之深！１９９３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在瑞士洛桑落成，馆中央的一座大理石墙上刻有向奥委会捐款１００万美元以上的捐款者名字。捐款单位中，与诸多全球性公司并列的“中国奥委会”格外醒目。其实真正的捐款者，是霍英东。
　　霍英东早年在香港有“波王东”的雅号。“波”，ball（球）的广东话谐音；“东”，霍英东。１９７０年，他当选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即使年逾古稀，他仍在“元老杯”赛场上飞奔，跑满９０分钟不在话下，还常常进球呢！但他却不把自己当上“中国民间体育大使”，仅仅归因于酷爱运动，“而是基于体育运动本身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兴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北京申奥“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还因为，“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中，捐资兴学的人士毕竟比襄助体育者多得多。因此我尤其愿意在体育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努力。”

霍英东与其捐建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上海高校的老一辈，深情回忆起２０年前霍英东出资１亿港元与教育部合作成立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这是国内成立最早、资助力度最大的面向高等教育的基金。当今国内的很多院士、学科带头人，年轻时都得到过这项资助。霍英东解释基金偏向青年教师的理由：“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的希望在于教育，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师，教师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师。”基金会的初衷是资助出国留学的教师，但谢希德、谈家桢等有识之士认为，更应鼓励出国留学的青年回国任教。霍先生爽快地修改了有关章程。后来，基金顾问委员会又建议，将原本单奖科研领域拓展为教学与科研并重，霍先生又一次从善如流。最叫人感动的是，霍先生把那１亿元交给儿子操作，赚了归入基金，亏了由他自己补上——少年失学的惨痛，化作了功成名就后的大善举。
　　霍英东人生的最后一笔捐赠，是今年６月的５００万港元，专门用于支持广东省中医院培养中医人才。这使我们想起了“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向全国呼吁：“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吧！”但当时圈外人有所不知：支撑钟院士这份底气的，正是霍英东在２００２年捐资１０００万港元在那里改建的“英东广州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

北京申奥成功，使耄耋之年的霍英东欣喜若狂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

　　一位“霍迷”朋友，在读了《霍英东全传》后，去香港寻访霍氏行踪：独自从山上搭缆车而下，在街上随意闲逛，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到中华游乐会……
　　几十年来，霍英东就是这样独来独往，出入从不带保镖，更不用说前呼后拥了。总有人问他，有这么多的钱，就不怕绑票？他摇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问者听了，私下里多少还是存点疑惑的。
　　“在香港人的心中，霍英东是个典范。”一位内地驻港记者旁观者清，“在香港，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反对派，都对霍英东非常尊崇。大家对他的印象，除了有钱，更重要的是谦和，生活非常俭朴。此外，他是靠自己的双手奋斗起家的，更让人敬仰。”
　　而霍英东自己，在某次与传记作家谈得兴起时，忽而一改常态，出语惊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那么假如人生满分是１００分的话，他会给自己打多少分？他脱口而出：“不止１００分，起码１００多分！”然后，他摆起事实：“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批人开始，所有跟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了……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也许，这就是人们寻求的答案。
　　霍英东曾有言：“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８日晚，８３岁的“红色资本家”走完了他“起码１００多分”的人生，告别了他以“一滴水”滋润过的祖国。他的家人，把《红楼梦》、《莎士比亚全集》等名著安放在他的身旁，而珍藏起覆盖过他灵柩的国旗……一出高潮迭起的大戏，就此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