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顾定海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研究所大楼，在王红阳教授那间书香四溢的办公室里，听她介绍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肿瘤生物分子学这个“殿堂”的。从当初的一名部队卫生员，到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的“科学人生”留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启迪。
　　王院士现为第二军医大学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我向她请教：“经过这许多年的努力，人类为什么还无法根治肿瘤？”王院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对肿瘤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还没完全弄清，所以无法对症下药。“那么，人类是不是终有一天能彻底战胜肿瘤？”听我这么一问，王院士显然提高了声音且十分坚定地说：“那是一定的！我们中心目前主要的项目就是在做这方面最基础的工作。这种探索与努力，虽然很艰辛，但恰恰是战胜肿瘤必须付出的。”
　　王院士办公室正面书架的上方，有一幅书法作品。书法家张森笔力遒劲地写了“厚德载物”四个字。王院士告诉我，她喜欢这四个字包容的意思。

　　人类终有一天会战胜肿瘤

　　2005年12月，在中国蛋白质组学第三届学术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对人类医治肿瘤的现状作了如下评述：“征战肿瘤失利的原因在于人类对自身和肿瘤认识的匮乏。肿瘤是最需要分类分型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但这方面却做得不够。人类对肿瘤的治疗是不成功的。”王红阳的这番话，赢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
　　我问王院士，“为什么说对肿瘤的治疗是不成功的？”
　　她问答：“关键是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握肿瘤发生发展的机理，所以就无法阻断它的‘路径’，从而彻底战胜它。”王院士用了“盲人摸象”一词来形容医学界目前在肿瘤研究上的无奈：“比如做基因研究的，就说这个基因对治疗肿瘤有用；做药物的，就说这种药物对治愈肿瘤有帮助。大家只是看到了肿瘤的某些方面，却看不到这头‘大象’的全貌。”

和学生们一起在实验室

和德国导师乌尔里希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

　　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大象”的全貌呢？王红阳认为“关键是要找到肿瘤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基因，找到了这些基因，从源头上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够对症下药。”王院士进一步解释说，“尽管基因是生命中的最小单位，但它也是有语言的，这个语言就是‘生物信号’。人类若是掌握了这种语言，就等于拿到了破译奥秘的金钥匙。现在全世界做肿瘤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都想寻找到这把金钥匙。”
　　记者先前看过一些报道，说科学家将在未来6来里找到战胜肿瘤的有效方法。我拿这个问题向王院士请教，她的观点是：“说6年以后能根治肿瘤，这是不太现实的。但6年以后肯定会产生出一批治疗肿瘤的有效药物。人类在战胜肿瘤方面，正在一步步往前走。”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等到人类战胜肿瘤的这一天吗？”
　　王红阳院士停了一会，说：“这比较难判断，就像中国的经济，10年之前谁能想象今天的中国会持续高速地发展这么多年？我们很难推测在未来的时日里，科技上的某个重大发明是否会给整个医学界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坚信着，人类会在并不遥远的一天，最终战胜肿瘤。”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生物分子学家王红阳教授告诉记者，如果要说信念的话，这就是她的信念。

　　研究中心的发展超出了原先设想

　　2000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参观了王红阳院士主持的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这位大物理学家兴奋地表示：这是一流的实验室，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介绍学生来这里工作。“这当然是杨先生对我们的一种勉励。”王红阳院士说，“实际上我们还远远不如国外的许多实验室。”
　　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肿瘤信号转导研究的基础与临床结合的国际合作实验基地。1997年，该中心由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孟超院长和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所长乌尔里希教授共同揭牌成立。这位乌尔里希教授，正是王红阳在德国作博士后时的导师。
　　是国家把王红阳送到德国去留学的。她先在德国南部的巴符州就读乌尔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地处慕尼黑市的马普生化所去继续博士后研究。在那儿，她遇见了世界著名的肿瘤信号转导专家乌尔里希教授。乌尔里希教授也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来自遥远的中国的聪颖勤奋的学生而自豪。1998年初，王红阳执意听从母校——第二军医大学的召唤，婉谢了德国方面的盛情，乌尔里希教授虽心存惋惜，但还是亲自为王红阳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他写道：“王博士在马普生化所的6年，她的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在我的实验室乃至整个信号转导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博士是一个有着特别天赋的才智非凡的科学家。她准确的决断能力，主动进取的精神和对科研工作的渴求及奉献精神，使她超出我25年科学生涯中所交往的90%的同行。”
　　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刚创办的时候，条例比较艰苦。二军大给王红阳提供了实验室，但最初的那些实验设备，许多都是她自己设法解决的。“当时在乌尔里希教授支持下获得了德国的一笔科研经费，大约是人民币250万元吧，就买了一集装箱的仪器设备，统统带回祖国‘武装’我们研究中心了。”
　　“现在回头看看研究中心这10年走过的路程，自己还是很欣慰的。研究中心的发展甚至超出了我原先的设想，无论从科研成果还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在我们这个领域，应该还算是领先的。”王红阳院士实话实说。
　　这10年里，王红阳和她的研究团队在肿瘤细胞信号转导、肝癌相关基因鉴定和功能研究、肝癌诊断标志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获得科研基金20多项1500余万元，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一等奖等等。
　　我问王红阳院士，她和她的科研团队，是依靠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长期坚守在漫漫肿瘤基础研究的道路上，并艰辛地但却充满激情地往前迈进的？王院士只回答了两个字：“责任”。她说，她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医生，每当她看到一些肿瘤病人，倾其一生的积蓄来医院治病，最终却仍然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她的心灵就会受到极大的震撼。“不能让肿瘤这‘恶魔’永远吞噬人类无辜的生命！”王红阳还告诉记者，他们的科研团队里就有不到40岁的青年研究人员被肿瘤夺去生命的“活生生的例子”。“尽早战胜肿瘤，应该是每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科研人员的天职！”王红阳院士如是感慨。

　　你们让我当医生吧

　　如果追根溯源，王院士痛恨肿瘤的根源也许还可寻觅得更远。
　　1952年冬天，王红阳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
　　她17岁那年，正是“文革”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王红阳当兵了。一列装满新兵的列车轰隆隆地把她的人生之路拐向了大西北。在六盘山脚下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作为一名卫生员，她被调去参加中央医疗队开赴宁夏最偏远、最贫困的农村搞妇女病普查。
　　那个年月，极左路线横行。天灾人祸，当地老乡生活贫穷，不少人家春夏秋冬就一条裤子御寒，就一身衣服蔽体。由于缺乏计划生育意识，有一年仅38岁的妇女竟已是9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该怎样帮助她们？我能为她们做些什么？”面对这触目惊心的现状，王红阳一遍遍地问着自己。

上世纪70年代初在野战医院服役时留影

    转眼到了1972年春节，已是一名护士的她从部队驻地六盘山脚下兴冲冲地回到南京看望父母。万万想不到的是，刚从“五七干校”归来不久的父亲竟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这个噩耗，对从小一直十分敬重父亲的王红阳来说，不啻是五雷轰顶。她欲哭无泪，欲喊无声。那是一个怎样残酷的冬天啊，她痛苦地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地把鲜血咳在地上，又一步一步地弃他们而去。无助与绝望把她的心都碾碎了。
　　回到部队，整整一周的时间，王红阳都沉默无语。一天傍晚，她终于鼓足勇气，撞开了队长的办公室，泪流满面，语气坚决地说：“我要当医生！”

　　两名院士亲自推荐她赴德留学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生命中的转折点是和中国历史相连的。”王红阳说，1973年正是这样的转折点。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部分高校恢复考试招生了，她被部队医院推荐参加考试。“我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考前半个月，几乎每天只睡2个小时。”工夫不负有心人，结果王红阳以高分考取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
　　在四年时间里，她心无旁骛地专心于学业，心中充满了对人生、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毕业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圆了医生之梦。自此，王红阳的人生展开了全新的一页。治病救人，解除病人的痛苦，成了她一生的主题。
　　“第一次以医生身份坐在消化内科的诊室里，我真是思绪万千：一位位就诊的患者竟让我眼前一次次地闪现父亲的身影，还有宁夏田埂上那位可怜的农妇……”王红阳说她当时只是一遍遍地在心里念叨自己：快用你手里的技术，治病救人啊！
　　为了尽快掌握医学发展的前沿信息，王红阳千方百计地搜寻追踪国内外的最新文献。当年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才54元，为了换回一本英文原版的《内科学》，她花去了半个月的工资，咬着牙一页一页地啃这块硬骨头。她每星期都把翻译的内容请内科的邓琨教授修改，令她深深感动的是，邓教授不辞辛苦地逐字逐句地帮她把关。
　　有一件事，让王红阳至今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后，二军大办起了外语培训班。当时学校规定只有主治医师才可申请参加培训班的考试。这可急坏了我，情急之下，我去找杨院长提意见，希望校方也应该给年轻医生学习机会。我非常荣幸地遇到了一个思想开明的好领导，杨院长并没认为我的做法冒犯了领导，而是把我的意见认认真真地装进了心里。”结果，她十分争气地成为二军大那拨同龄人中第一个考上外语培训班的学员。脱产学习了四个月后，尝到甜头的她又一鼓足气考进了学校专门为出国预备人员而举办的高级英语培训班。这些连续不断地“充电”与“吸氧”，为王红阳日后考取研究生乃至出国留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81年至1984年，王红阳在第二军医大学消化免疫学专业读完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她在张国治、孔宪涛两位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的《肝炎免疫调节》硕士论文，获得了“全优论文”的评价，并有幸被推荐作为第三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代表参加了198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国际免疫学研讨会作学术交流。一个星期的国际交流会议让第一次出国的王红阳大开眼界，看到自己的祖国与他国在科研上存在着不小差距，更激发了她奋起直追的勇气。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时留影

    1989年，在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吴孟超院士和中德医学会主席袭法祖院士的大力推荐下，王红阳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留学德国的机会。“9年留学生涯，我的人生之旅开始了一个新的航程。从此，我与基因、与生物信号转导结下了不解之缘。”

　　绝大部分时间必须花在工作上

　　“作为一名科学家，您是怎样分配时间的？”记者问王红阳院士。
　　“我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一个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上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王院士的回答几乎是脱口而出，她对这样的提问似乎早有准备，或许已经不止一次回答过其他媒体的类似提问了。
　　“我把‘外面’的事情严格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我规定自己一半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度过。我带有不少学生，二军大本科生的课我还上呢！”王红阳认为，有一点“名气”的教授和学者给本科生上课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点成绩就不愿给学生上课了，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是要下来的。”王红阳说她所指的“外面”，就是除了科研与教学以外的其他工作，比如外出开会或担任一些社会职务等等。
　　“您对政协活动是怎样看的，很花费您的时间吗？”
　　“不，不，不。我认为政协组织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我从来没有浪费时间的感觉。”王红阳一连用了三个“不”来强调自己的语气。“尽管我是搞科学研究的，但我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一个社会人，不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吗？我是学医的，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政协这个平台，为党和政府提些好建议嘛！”
　　王院士欣然为我举了一些她参政议政的实例：“记得在SARS泛滥之前的那年，我刚当政协委员，提了个提案，建议大家重视源于实验室用品和废弃物等对环境的污染。这在我们专业人士是很常见的问题，但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些记者来采访我，还发了报道，社会上注意了。在保护环境，预防疾病上也算起了点作用吧！再比如对社区医疗设施的利用，我也结合专业提了一点看法和建议。近几年来，大家都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协调工作，我想至少我们政协委员的提案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政协是个很好的平台，委员们来自社会各界，大家在一起为社会进步贡献才智，多好啊！”王红阳坦言：“我每次参加政协会议，还真感觉有不少收获呢！”
　　“科学研究”与“参政议政”，这两件看似多少有点“距离”的事，在科学家王红阳身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相融了。